语专业教育中的经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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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专业教育中的经典阅读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11/21

  我国的外语教育,可以上溯到清初成立的“俄罗斯文馆”,即使从公认的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广方言馆(1864)算起,也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伴随了近现代我国对外开放的全过程。当时的外语教学,目的十分明显:一是学习西洋“测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品尚象之术、治军之法”,以利对列强的交涉;二是培养“博通时务”、“具备艺能”之中西“通才”,强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是培养外语师资,避免“永远仰给外国教师”。在这个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当年的外语教育走的是“通才”的路子,如京师同文馆学制8年,研习的科目包括各国地理,数理格物,机器航海,化学天文,加上西方的富国策略,专门的语言技能训练所占比重不大。此外,同文馆对“中国文学亦为注重”,讲授“古文渊鉴”,研读历代奏折文章,着重提高古文修养和写作能力。后来我国的西学人才培养,遵循的也是这个通读经典、打牢基础的理念,培养出一批如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吴宓、钱锺书、季羡林这样的学者,谙熟国史,精通外文,采用“中西并举、贯穿融会、为我所用”的治学方法,“复以本民族命运为重,孜孜寻求中国兴衰之原因”。这些对外国语言文化的认识,其立意之高,境界之高,目标之高,值得我们借鉴。

 

  相比之下,今日的外语教育大多强调语言技能的培训,外语被视为工具。这种“工具”理念影响到外语专业的办学思想和学科定位,导致外语专业的专业性含混不清。课程设置中,启迪思维的课程、中西人文传统的课程,在专业学习中所占比重太轻,或多或少忽视了对本科生进行人文精神的培养。对大部分外语专业本科生来说,经过四年的大学学习,他们的思维能力和知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高中的水平,出现所谓的“中外文化失语症”。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组织了《西方思想经典》和《中国思想经典》两本英文教材的编写。正在编写的《中国思想经典》展现以儒、道、墨、法、佛等各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当代西方儒学研究。已经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思想经典》,则梳理出一条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20世纪的西方思想发展史,旨在使英语专业的本科生打下初步的西学基础,能够深入了解西方文化。两套教材以研读原文为基础,辅之以背景介绍和问题讨论。研读西方思想文化典籍,可以拓宽英语专业本科生对西方文化、科学、哲学等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知识,增加对欧美人文脉络的总体把握。通过用英语表述西方文化传统和中华文化精髓,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加强英语语言基本功,提高文字修养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与中西思想家交流和对话,可以改善外语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逐步提高他们的理解和领悟能力,养成归纳总结和逻辑分析的习惯。在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西方思想经典》提供了相应的中国人文背景,这也是该教材的特色:连接古今,打通中西,在跨时代、跨语境、跨文化、跨知识领域的环境下领会与把握中西文化的精髓;中西对比,融会贯通,在这个基础上了解知识的形成过程,进行批判性思考,提高在国际化环境下使用双语在较高层次进行文化沟通、思想交流的能力。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前言”中说,研习中西,贵在“打通”;“打通”是研习外国语言文化的最高境界。1935年时的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的培养目标,就是“研究各国文学及其民族思想之表现,以激发独立进展之精神,并培养为中国民族宣达意志之人才”。这种办学思想,对培养我国的高层次外语人才,光大民族文化,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加强中西文明深层次上的沟通,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当欧洲一流大学的中文系在研读中国古代经典原著的时候,当西方汉学家和我们的汉学专家平等(或不平等)对话的时候,希望我们的外语专业也能培养出能够与欧美平等对话、知己知彼的西学专家。这也是我们编写《西方思想经典》的初衷。(朱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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