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辑:心中的“文革”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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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辑:心中的“文革”博物馆
作者:巴金    文章来源:人民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3/12/6
我的噩梦

  十年“文革”中我白白地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却得到一身的后遗症。这两天天刚亮在病房中陪伴我的女婿就对我说:“你半夜又在大叫。”他讲过三次,这就是说三天我都在做噩梦。

  我一生做过太多的梦。但是噩梦做得最多的时期是“文革”期间。现在还应当加一句:和“文革”以后。这样说,并非我揪装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

  在以前的“随想”中我讲过,我怎样在梦中跟鬼怪战斗,滚下床来。后来我又讲我怎样将牵引架当作堂·吉诃德的风车。在梦中我还受到魔怪的围攻,无可奈何地高声呼救。更可怕的是,去年五月我第一次出院回家后患感冒发烧,半夜醒在床上,眼睛看见的却是房间以外的梦景。为了照顾我特意睡在二楼太阳间的女儿和女婿听见我的叫声,吃惊地来到床前,问我需要什么。我愣愣地望着他们,吞吞吐吐半天讲不清楚一句话。我似清醒,又似糊涂,我认得他们,但又觉得我和他们之间好像隔了一个世界。四周有不少栅栏,我接近不了他们。我害怕他们走开,害怕灯光又灭,害怕在黑暗中又听见虎啸狼嚎。我挣扎,我终于发出了声音。我说:“小便”,或者说:“翻身”,其实我想说的是“救命”。但是我发出了清晰的声音,周围刀剑似的栅栏马上消失了。我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孩子们又关上灯放心地让我休息。

  第二天午夜我又在床上大叫,梦见红卫兵翻过墙,打碎玻璃、开门进屋、拿皮带打人。一连几天我做着各种各样的噩梦,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又在梦中重现;一些人的悲惨遭遇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幸而药物有灵,烧退得快,我每天又能够断续地安静地睡三四小时,连自己也渐渐地感觉到恢复健康大有希望了。

  然而跟噩梦作斗争我只有失败的经验。不说做梦,单单听到某些声音,我今天还会打哆嗦。有一个长时期,大约四五年吧,为了批斗我先后成立了各种专案组、“批巴组”,“打巴组”成员常常调来换去,其中一段时间里那三四个专案人员使我一见面就“感觉到生理上的厌恶”。我向萧珊诉过苦,他们在我面前故意做出“兽”的表情。我总觉得他们有一天会把我吞掉。我果然梦见他们长出一身毛,张开大嘴吃人。我的噩梦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然而从这个时候起它就不断地来,而且越来越凶相毕露。我在梦中受罪,醒来也很感痛苦。我常常想:我已经缴械投降,“认罪服罪”,你们何必杀气腾腾,“虐待俘虏”。有时为了活命我很想去哀求他们开恩,不要扭歪脸,不要像虎狼那样嚎叫。可是我站在他们面前,听见一声叫骂,立刻天旋地转,几乎倒在地上。他们好像猛虎恶狼扑在我的身上用锋利的牙齿啃我的头颅。不是钢铁铸成的头颅怎么经得起这样地啃来啃去?我的伤痕就是从这里来的,我的病就是从这里来的。我挣扎,并未得到胜利,我活下来,却留下一身的玻人为什么变为兽?人怎样变为兽?我探索,我还不曾搞清楚。

  但是腿伤尚未治好,我又因神经系统的病住进医院了。再忆萧珊

  昨夜梦见萧珊,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紧。”她哭起来。我心里难过,就醒了。

  病房里有淡淡的灯光。每夜临睡前,陪伴我的儿子或者女婿总是把一盏开着的台灯放在我的床脚。夜并不静,附近通宵施工,似乎在搅拌混凝土。此外我还听见知了的叫声。在数九的冬天哪里来的蝉叫?原来是我的耳鸣。

  这一夜是我儿子值班,他静静地睡在靠墙放的帆布床上。

  过了好一阵子他翻了一个身。

  我醒着,我在追寻萧珊的哭声。耳朵倒叫得更响了。……我终于轻轻地唤出了萧珊的名字:“蕴珍”。我闭上眼睛。房间马上变换了。

  在我们家中,楼下寝室里,她睡在我旁边另一张床上,小声嘱咐我:“你有什么委屈,不要瞒住我,千万不能吞在肚里埃”……在中山医院的病房里,我站在床前,她含泪地望着我说:“我不愿离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啊?。”……在中山医院的太平间,担架上一个带人形的白布包,我弯下身子接连拍着,无声地哭唤:“蕴珍,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用铺盖蒙住脸。我真想大叫两声。我快要给憋死了。

  “我到哪里去找她?。”我连声追问自己。我又回到了华东医院的病房,耳边仍是早已习惯的耳鸣。

  她离开我十二年了。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每次我回到家门口,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可是走进院子,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的、没有花的绿树。上了台阶,我环顾四周,她最后一次离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她穿得整整齐齐,有些急躁,有点伤感,又似乎充满希望,走到门口还回头张望。……仿佛车子才开走不久,大门刚刚关上。不,她不是从这两扇绿色大铁门出去的,以前门铃也没有这样悦耳的声音。十二年前更不会有开门进来的挎书包的小姑娘。……为什么偏偏她的面影不能在这里再现?

  为什么不让她看见活泼可爱的小端端?

  我仿佛还站在台阶上等待着车子的驶近,等待着一个人回来。这样长的等待。十二年了。甚至在梦里我也听不见她那清脆的笑声。我记得的只是孩子们捧着她的骨灰盒回家的情景。这骨灰盒起初给放在楼下我的寝室内、床前五斗橱上。

  后来“文革”收场,给封闭了十年的楼上她的睡房启封,我又同骨灰盒一起搬上二楼,她仍然伴着我度过无数的长夜。我摆脱不了那些做不完的梦。总是那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总是那一副前额皱成“川”字的愁颜。总是那无限关心的叮咛劝告。好像我有满腹的委屈瞒住她,好像我摔倒在泥淖中不能自拔,好像我又给打翻在地让人踏上一脚。……每夜每夜,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她的低声哭泣。

  怎么我今天还做这样的梦?。怎么我现在还甩不掉那种种精神的枷锁?。悲伤没有用。我必须结束那一切梦景。我应当振作起来,哪怕是最后的一次。骨灰盒还放在我的家中,亲爱的面容还印在我的心上,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做了十年的“牛鬼”,我并不感到孤单。我还有勇气迈步走向我的最终目标——死亡。我的遗物将献给国家,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撒在园中给花树作肥料。

  ……闹钟响了。听见铃声,我疲倦地睁大眼睛。应当起床了。床头小柜上的闹钟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按照冬季的作息时间:六点半起身。儿子帮忙我穿好衣服,扶我下床。他不知道前一夜我做了些什么梦,醒了多少次。访日归来

  一

  我四个月不曾执笔。在医院里一共写了十六、七篇文章。

  最后的一篇就是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为什么写作?》。写完发言稿不久我便离开医院。这次回家不是病已完全治好,只是出去作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医生同意我出国,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健康逐渐在恢复,只要按时服药,不让自己疲劳,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我的确很乐观。

  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开会,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病了两年多,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探望的亲友们一来,问的、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谈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亲友们当然会为我的健康担心。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动尧灰心的时候。跟疾病作斗争,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此外,还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持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医院探病,邀请我参加东京的大会。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访问,水上先生“非常忧虑”我的“健康”,但他们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会。我的答复始终是这样一句:“只要健康允许,我一定出席。”我这样回答并非使用外交辞令,我心里想:我绝不让朋友们失望。出发前两天见到从北京来的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几位成员,闲谈中我还说:“我认为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他们赞同我这个意见。

  我在日本度过了两个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奋,忘了疲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甚至忘记按时服药。

  除了行动不便、不得不谢绝宴会、坐在轮椅上出入机场外,我好像是一个健康人。不用说,朋友们安排我的生活与活动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儿在内也很关心我的饮食和休息。为了安排日程,我和他们就有过分歧,我说:“我既然来了,就要尽可能多见些老朋友,不要拒绝任何人。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知道同老朋友欢聚,不会使人感到紧张。我在东京京王广场饭店第三十九层楼房住下来,第一天便对人说:我到了东京,就是战胜了疾玻我为了友情而来,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从第二天开始,我访问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扫过中岛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的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招待会,参加国际笔会四十七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还在全体大会上发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顺二先生分别进行过四次对谈……在旅馆里会见了许多来访的老朋友,见到不少想见的熟人。客人去后,或者我从外面回来,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里,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着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辆紧接一辆连续不断,就像小孩的玩具。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这个闹市区,房里没有一点噪音。我什么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缭乱,虽然在夜里楼前是五光十色。我心里十分平静,我得到了休息。即使在活动较多的日子里我也不曾增加服药的剂量。一切都很顺利。两个星期就这样箭也似地飞过去了。在成田机场上,我坐着轮椅走向机舱,送行者带泪的告别声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也忘记了自己地挥手高呼“再见。”我仿佛做了一场美好的梦。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债了。

  我回到了上海。和我最初的预料相反,我并不曾病倒。我去医院找那位经常给我看病的医生,她也认为我的病情稳定,可以不住进医院。东京的旅行给我证实一件事情:在我这个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二

  我到了东京,晚上商谈日程时,只向主人提一个要求:去中岛健藏先生墓前献花。第二天上午车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

  中岛京子夫人早已在门口等候,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先生也来了,他们给我带路,女儿小林或者担任译员的小陈搀扶我。

  多少年我没有这种“清晨入古寺”的感觉了。但是我怎么能相信我是去扫墓呢?。这位分别七年的老友,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我多么想看见他,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埃我着急,我为我的移动艰难的左腿感到苦恼。……虽然吃力,虽然慢,我终于到了中岛先生安息的地方。整洁、朴素的墓碑上刻着他们伉俪的名字。碑前一对插花的石瓶,下面还有一个香炉。白土先生指着碑上填红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说:“这是我们的习惯。”我点点头答道:“我们过去也是这样。”旁边还有中岛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墓碑同样整洁、大方。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合葬的,我母亲安葬的时候,父亲就让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三年后父亲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红字才涂成黑色。这已经是六十几年前的事了,但那样的墓碑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把花插在石瓶里,我看看四周,空气清新,很安静,又很肃穆。我望着墓碑,我在心里唤着他的名字,二十几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现在眼前。我想着,想着。他明明举着酒杯对我微笑。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个躬。我睁大眼睛,庄严的墓碑默默地对着我,没有人讲话。我的耳边响起一个熟习的声音:“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杆吧。”我的眼睛湿了。我责备自己:我来迟了,又不曾把酒带来。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对谈。然后我再虔诚地鞠一个躬。……为什么还要带酒呢?我已经把心掏出来挂在墓前了。我含着泪水对京子夫人说:“多好的人啊,他没有私心。为着人民的友谊拿出自己的一切。”离开豪德寺以后,我一直在想吴季札的故事,我永远忘不了别人转告我的一句话:“日本的中岛健藏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中岛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

  三

  在京王广场饭店的高楼上,每天都有老友来看我。我们交谈的时间并不长,讲的都是普通的问候话,可是这些话来自我们的内心,包含着真诚的祝愿和无限的关心。这样的交谈是一种友情的积累。多一次会晤就多一番了解。我同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虽然中间经过一嘲文革”的大灾难,友情也并未中断,它仿佛一本大书照常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几十分钟的会见,半小时的畅谈,常常把长时间的想念牢牢地连在一起。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义。

  朋友S从横滨来看我。他也拄着手杖,步履蹒跚,还有一个人在照料他。三年前我在上海见到他,他的身体似乎比现在好些。一九八○年我和冰心大姐访问日本,他还作为主人接待过我们,那时我就发见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后来听人讲起他在“文革”期间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替我国“左派”作过宣传,在国内得不到人们的谅解,因此很感痛苦。这样的事我听说在一些欧洲朋友中间也发生过,因此我只当作“小道消息”听了进去,并不曾向那位朋友问个明白。说句实话,我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情,不以为奇了。

  我们亲切地握了手,一次又一次。朋友S在客位上坐下来,我们短短地讲了彼此的情况。我忽然发觉他的面貌似乎年轻了些,原来他的发型变了:他剪了平头。我什么也没有问,只是听他讲他的一些事情。“我剪掉头发,为了惩罚自己,为了表示不原谅自己……”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他讲得这样认真,可以说我毫无思想准备。但是,我不能沉默,我得表态。我就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不能怪您,您相信别人,受了骗,应当由别人负责。您何必为过去的那些事情介意。”

  朋友S似乎并不同意我的说法,不过他也不曾表示异议。

  我们换过话题谈了些令人比较愉快的事情,还谈到可能的下一次的会晤。分别的时候,我把他送到电梯口,带笑地说着:“再见。”但在他的笑容中我还看到严肃的表情。

  于是我又坐在大玻璃窗前,静静地望着下面五颜六色的灯彩。我看到的却并不是车水马龙的夜景,只是一个匆匆赶回横滨去的孤寂的老人。他一直埋着头,好像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背上。他走着,不停步,也不声不响,但是十分吃力。“停停吧”,我在心里要求道,“停停吧”。他站住了,忽然抬起头转过来。怎么?明明是我自己。

  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我想起来了:我也曾剪过平头。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被迫在“牛棚”内受尽折磨的日子里。我们十几个上海作家协会的“牛鬼”有一天给集中起来听监督组的负责人训话,这样的训话是经常发生的。这次讲话的是一个过去的勤杂人员,他骂了一通之后,“勒令”所有“牛鬼”一律改剪平头。他并不说明理由。那时造反派的“勒令”就是法律,没有人敢违抗,至少我们这些人不敢。我刚理过发才两三天,回家后同萧珊商量,她拿起普通剪刀在我的头上动了一阵,说:“可以了。”我就这样应付了机关里的监督组。下个月我去理发店时还小心嘱咐理发师“剪平头”。

  这样过了几个月,我早晚上下班也不感到什么不方便,更没有领会到“惩罚”的意义,只是自己有时照照镜子觉得有点不顺眼罢了。可能造反派当时还有什么打算,不过没有成功,后来就放弃不提,我也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朋友S的来访好像用一根铁棍搅动水缸缸底,多年的沉渣泛到水面上来了。

  旧日的沉渣给染上了新的颜色,像无数发亮的针聚在一起,不仅刺我的眼睛,也刺我的心。我觉得头越来越沉重,好像压在朋友S的肩头的那个包袱给搬到我的背上来了。我想忘掉的几十年的旧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现,又是那样显目。我不能不“介意”了。我开始问自己:难道我欠的债就比朋友S欠下的少?。难道我不曾受骗上当自己又去欺骗别人?。难道我没有拜倒在巫婆脚下烧香念咒、往井里投掷石子?。还有,还有……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惩罚自己”,更不曾打算怎样偿还欠债。事情一过,不论是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发表过的文章,一概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用自己负责。我健忘,我周围的人也善忘。所以在“十年浩劫”之后大家都还可以很轻松地过日子,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谁也没有欠过谁的债。我甚至忘记自己剪过平头,而且是别人“勒令”我剪的。

  然而朋友S的剪着平头的瘦脸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严肃地、声音嘶哑地反复说:“债是赖不掉的。”就是这一句话。

  整个夏天过去了。我仍然听见同样的一句话。我常常静下来,即使在藤躺椅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沉重的包袱压得我抬不起头。我甚至想到理发店去,在大镜子前面坐下,说一声:“给我剪平头。”

  我真想再一次跟朋友S紧紧地握手,我也要做一个不赖债的人。病中(四)

  五月中旬我回到家里,已经在医院住了半年零几天了。病着腿到了家中,我才发觉伤腿短了三公分。

  在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来探望的亲友)对我说:“你已经恢复得很快了。现在要靠锻炼。”回到家里我也对所有的来客说:“我要靠锻炼。”但我并没有方案,并没有计划;这个人说,该这样动好,我就这样动动;那个人说,该那样动好,我就那样动动。精力不够,在楼下太阳间里来回走三四趟,就疲乏不堪。有时让别人扶着下了台阶绕着前后院走了一圈,勉强可以对付,再走一圈就不行了。这里所谓走是指撑着木拐移动脚步,家里的人不让我独自走下台阶,我也不敢冒险。

  我睡在二楼,吃饭、活动、看电视都在楼下。上下楼梯也是一种锻炼,有栏杆可扶,不必撑木拐。起初一上一下很费力,上下多了又担心摔倒。每天上下楼各两次,早晨起来下楼,吃过中饭上楼,午睡后下楼,晚上八九点钟再上楼。在楼下活动的时间可以说是很多。

  刚回家的时候我还重视锻炼,晚上早早上楼,在铺毯子的房间里做各种活动,又在放了木板的大床上翻来滚去,弄得满身大汗,觉得有一些进步,自己也相当满意。但是过了十多天又听人说,锻炼要“适可而止”,不能过于劳累。自己正感到有点吃不消,就放松了锻炼。感冒以后,精神不振,有个短时期我甚至放弃了锻炼。但也不能说是完全放弃,我不能不经常走动。只要坐上一个小时,我就会感到跌伤的左腿酸痛,坐上两三个小时心里便烦躁不安,仿佛坐在针毡上面。

  幸而我没有停止走动和散步,否则我今天即使拄着手杖也不会走路了。

  除了这些“锻炼”,我还求助于一位伤科大夫,他每周来两次,给我推拿、治玻他还替我出主意,提建议,服什么药,打什么针。正是听从他的意见,我才第二次去看神经科门诊,最后又作为“帕金森氏症”的病人住院治疗。我还听他的劝告到医院打过多种氨基酸的针药,打了两个疗程,效果很好。我应当感谢他。关于《病中》的三篇“随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我重新拿起笔续写《随想录》大约在回家后的一个半月。

  我整天在楼下活动,大半在太阳间里。这里原先是走廊,我摔伤后住院期间给装上玻璃门窗,成了太阳间。坐坐,走走,会见探病的亲友,看看报纸,这就是我的日程。我通常坐的是藤椅,没有扶手我就起不来。太阳间里光线好,靠窗放得有一架缝纫机,我常常想,不要桌子,在这里写字也行。后来身体好了些,我觉得手也得动一动,写字也是一种锻炼,便在楼上拣出一叠稿纸,端一个长方小木凳放在铺了台布的缝纫机前,坐下来开始写作。起初圆珠笔或自来水笔真像有千斤的重量,写一个字也很吃力,每天只能勉强写上一百字光景,后来打了多种氨基酸,疗程还未结束,精神特别好,一坐下来往往可以写两三个小时。本来我试图一笔一划地一天写百把字来克服手指的颤抖,作为一种锻炼,自己心安理得,不想有一位老友看了我的字迹很难过,认为比我那小外孙女写的字还差。他几次劝我改用录音器或者找人代笔,他忘了我是一个病人,我也无法使他了解我的心情。我只好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下去。这样回家后的第一篇文章居然写成了。就是《愿化泥土》。为什么先写它?因为我在摔伤前开了头,写了这篇“随想”的前三段。八个月后我接着以前中断的地方续写下去,并不困难,我顺着一条思路走,我的感情是一致的。在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还是对家乡、对祖国、对人民的感情。这些感情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变化,我很想弄个明白。人老了,病久了,容易想到死亡。我回家的时候刚刚拔光了剩余的几颗下牙,只能吃流质,食欲不振,体力差。锻炼成绩不好,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尽头,我需要知道的是我可以工作、可以活动的时间究竟还有多少。我好为我那些感情作适当的安排。让后人来判断我唠唠叨叨,反反复复,是不是在讲真话。单单表示心愿是不够的,只有讲了真话,我的骨灰才会化作泥土,留在前进者的温暖的脚印里,温暖,因为那里有火种。

  在想到死亡的那些日子里我受尽了噩梦的折磨,我要另写“随想”谈我的噩梦。有时我同儿女们谈起当时的情况,还不寒而栗。我怎样熬过了那些可怕的夜晚,自己也说不清楚。

  不管怎样,我总算熬过来了。我的健康在逐渐恢复,虽然很慢,我的身体终于好起来了。“文革”博物馆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练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我绝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作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

  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等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是神经科的病人。一年前摔断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听说在部队里战士们交出和女同志一起拍摄的照片,不论是同亲属还是同朋友;又听说在首都机关传达室里准备了大堆牛皮筋,让长发女人扎好辫子才允许进去。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就是在病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装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了。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讲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千万不能再让这段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装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尾声:没有神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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