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辑:烽火中寻找一个失去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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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辑:烽火中寻找一个失去的梦
作者:巴金    文章来源:人民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3/12/6
    关于《火》
    《火》一共三部,全是失败之作。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在广州开始写《火》的第一部第一章,第二年九月在昆明完成第一部;一九四一年三月到五月第二部在重庆写成;第三部则是在桂林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动笔、九月脱稿。作品写得不能叫自己满意,也不能叫读者满意,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考虑得不深,只看到生活的表面,而且写我自己并不熟悉的生活。我动笔时就知道我的笔下不会生产出完美的艺术品。我想写的也只是打击敌人的东西,也只是向群众宣传的东西,换句话说,也就是为当时斗争服务的东西。我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诗和散文,我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写的散文和诗都是这一类的东西,除了在这两个时期外,我再也写不出诗来。仅有的那几首诗我还保留在文集里,正如我不曾抽去《火》那样。
    《火》是为了唤起读者抗战的热情而写的,《火》是为了倾吐我的爱憎而写的。这三部有连续性的小说不是在一个时期写成的,在不同时期我的思想也在变化。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的感情强烈,也单纯,我的憎恨集中在侵略我国的敌人身上,在上海我望见闸北一带的大火,我看见租界铁门外挨饿的南市难民,我写了几篇短文记下当时的见闻和感受,我后来写《火》就用它们写成一些章节。
    《火》第一部描写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以后到上海成为孤岛的这段时期,写了短短两三个月中的一些事情,而且只是写侧面,只是写几个小人物的活动。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为孤岛后,我还留在那里继续写我在前一年开了头的长篇小说《春》。写完了《春》,第二年三月我和友人靳以就经香港去广州。
    一九三六年靳以在上海创办《文季月刊》,我为这刊物写了连载小说《春》。他在广州筹备《文丛》的复刊,我答应他再写一部连载小说。这次我写了《火》。《文丛》是半月刊,我每隔半月写一章,刊物顺利地出了三期,就因为敌机连续的大轰炸而中断了。靳以去四川,我也到汉口旅行。我从汉口回广州,又续写了小说的第四章,但是不久,日军就在大亚湾登陆,进攻广州,而且进展很快,最后我和萧珊(她是七月下旬从上海到广州的)靠朋友帮忙,雇了木船在当地报纸上一片“我军大胜”声中狼狈逃离广州。到了桂林,我又续写了两章《火》,续印了两期《文丛》。一九三九年初我同萧珊就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在上海我写完了我的最长的小说《秋》,萧珊已在昆明上了一年的大学。本来我想在上海把《火》第一部写出来,可是那个时期在上海租界里敌伪的魔爪正在四处伸展,外面流传着各种谣言,其中之一就是日军要进租界进行大搜查,形势越来越紧张,有一个晚上我接到几次朋友们警告的电话(他们大都在报馆工作),不得不连夜烧掉一些信件和报刊,看来我也难在租界再待下去;何况法国战败投降,日军乘机向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一定要挤进印度支那,滇越路的中断是旦夕的事,我不能错过时机,不能延期动身,只好带着刚写成的《火》的残稿离开孤岛,在驶向南方的海轮上我还暗暗地吟诵诗人海涅的《夜思》中的诗句:“祖国永不会灭亡。”不久我在昆明续写《火》,贯串着全书的思想就是海涅的这个名句。
    我在广州写《火》的时候,并未想到要写三部。只是由于第一部仓卒结束,未尽言又未尽意,我才打算续写第二部,后来又写了第三部。写完第一部时,我说:“还有第二部和第三部。一写刘波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一写文淑和素贞在内地的遭遇。”但是写出来的作品和当初的打算不同,我放弃了刘波,因为我不了解“秘密工作”,我甚至用“波遇害”这样一个电报结束了那个年轻人的生命,把两部小说的篇幅全留给冯文淑。她一个人将三部小说连在一起。冯文淑也就是萧珊。
    第一部里的冯文淑是八·一三战争爆发后的萧珊。参加青年救亡团和到伤兵医院当护士都是萧珊的事情,她当时写过一篇《在伤兵医院中》,用慧珠的笔名发表在茅盾同志编辑的《烽火》周刊上,我根据她的文章写了小说的第二章。这是她的亲身经历,她那时不过是一个高中学生,参加了一些抗战救国的活动。倘使不是因为我留在上海,她可能像冯文淑那样在中国军队撤出以后参加战地服务团去了前方。我一个朋友的小姨原先在开明书店当练习生,后来就参加战地服务团去到前方,再后又到延安。要是萧珊不曾读我的小说,同我通信,要是她不喜欢我,就不会留在上海,那么她也会走这一条路。她的同学中也有人这样去了延安。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在汉口一家饭馆吃饭,遇见一位姓胡的四川女同志,她曾经带着战地服务团在上海附近的战场上活动过,那天她也和她那十几二十个穿军装的团员在一起,她们都是像冯文淑那样的姑娘。看到那些活泼、勇敢的少女,我不由得想:要是有材料,也可以写冯文淑在战地服务团的活动。我写《火》第一部时手边并没有这样的材料,因此关于冯文淑就只写到她参加服务团坐卡车在“满天的火光”中离开上海。一九四一年初在重庆和几个朋友住在沙坪坝,其中一位一九三八年参加过战地工作团,在当时的“第五战区”做过宣传工作,我们经常一起散步或者坐茶馆。在那些时候他常常谈他在工作团的一些情况,我渐渐地熟悉了一些人和事,于是起了写《火》的第二部的念头:冯文淑可以在战地工作团活动了。
    《火》第二部就只写这件事情,用的全是那位朋友提供的材料。我仍然住在书店的楼上,不过在附近租了一间空屋子。
    屋子不在正街上,比较清静,地方不大,里面只放一张白木小桌和一把白木椅子。我每天上午下午都去,关上门,没有人来打扰,一天大约写五六个小时,从三月底写到五月下旬,我写完小说,重庆的雾季也就结束了。在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找那位朋友,问一些生活的细节,他随时满足了我。但是根据第二手的材料,写我所不熟悉的生活,即使主人公是我熟习的朋友,甚至是我的未婚妻,我也写不好,因为环境对我陌生,主人公接触的一些人我也不熟悉,编造出来,当然四不像。我不能保证我写出来的人和事是真实的或者接近真实,因此作品不能感动人。但其中也有一点真实,那就是主人公和多数人物的感情,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因为这个我才把小说编入我的《文集》。我的《文集》里有不少“失败之作”,也有很多错误的话,或者把想象当作现实,或者把黑看成紫,那是出于无知,但是我并不曾照我们四川人的说法“睁起眼睛说谎”。当然我也有大言不惭地说假话的时候,那就是十年浩劫的时期,给逼着写了那么多的“思想汇报”、“检查交代”。那十年中间我不知想了多少次:我要是能够写些作品,能够写我熟悉的人物和生活,哪怕是一两部“失败之作”,那也有多好。在我写《火》的时候哪里想得到这样的事情呢。
    我能够一口气写完《火》第二部,也应当感谢重庆的雾季。雾季一过,敌机就来骚扰。我离开重庆不久,便开始了所谓“疲劳轰炸”。我虽然夸口说“身经百炸”,却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后来听人谈起,才知道在那一段时期,敌机全天往来不停,每次来的飞机少,偶尔投两颗炸弹,晚上也来,总之,不让人休息。重庆的居民的确因此十分狼狈,但也不曾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个把星期吧,“疲劳轰炸”也就结束了。然而轰炸仍在进行,我在昆明过雨季的时期,我的故乡成都在七月下旬发生了一次血淋淋的大轰炸,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惨死在公园里。第二年我二次回成都,知道了一些详情。我的印象太深了。一九四三年我在桂林写《火》的第三部,就用轰炸的梦开头:冯文淑在昆明重温她在桂林的噩梦,也就是我在回忆一九三八年我和萧珊在桂林的经历。
    今天我在上海住处的书房里写这篇回忆,我写得很慢,首先我的手不灵活了(不是由于天冷),已经过了四十年,我几次觉得我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一个场面:我和萧珊,还有两三个朋友,我们躲在树林里仰望天空。可怕的机声越来越近,蓝色天幕上出现了银白色的敌机,真像银燕一样,三架一组,三组一队,九架过去了,又是九架,再是九架,它们去轰炸昆明。尽管我们当时是在呈贡县,树林里又比较安全,但是轰炸机前进的声音像鎓头一样敲打我的脑子。这声音,这景象那些年常常折磨我,我好几次写下我“在轰炸中过的日子”,后来又写了小说《还魂草》,仍然无法去掉我心上的重压,最后我写了冯文淑的噩梦。我写了中学生田世清的死亡,冯文淑看见“光秃的短枝上挂了一小片带皮的干肉”。写出了我的积愤,我的控诉,我感觉到心上的石头变轻了。作家也有为自己写作的时候。即使写冯文淑,我也可以把我对大轰炸的感受和见闻写进去。就是在江青说话等于圣旨的时期,我也不相信大观园全是虚构,《红楼梦》里面就没有曹雪芹自己,没有他的亲戚朋友。
    在我的小说里到处都找得到我的朋友亲戚,到处都有我自己,连《寒夜》里患肺结核死去的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的东西。我的人物大都是从熟人身上借来的,常常东拼西凑,生活里的东西多些,拼凑的痕迹就少些,人物也比较像活人。我写冯文淑时借用了萧珊的性格,在第一部《火》里,冯文淑做的事大都是萧珊做过的。她当时还是一个高中生。她在上海爱国女学校毕了业才在暑假里去广州,中间同我一起到过武汉,后来敌军侵占广州,她回不了上海,我们只好包一只木船沿西江逃往广西,同行还有我的兄弟和两个朋友,再加上林憾庐和他的《宇宙风》社同人。我们十个人是在敌军入城前十多个小时离开广州的。关于这次“远征”我在小说中没有描写,却详细地记录在《旅途通讯》里面。这两本小书正如我一位老朋友所说:“算什么文章。”可是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也保留了我们爱情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没有虚假,没有修饰,也没有诗意,那个时期我们就是那样生活,那样旅行。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也生活在平凡的人民中间。我的“通讯”写到《桂林的受难》为止。后来我和萧珊又坐火车到金华转温州,搭轮船回上海。在温州我们参观了江心寺,对文天祥的事迹印象很深,我有很多感慨。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爱国者。我后来在《火》第二部初版后记中就写过这样的话:“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这段话其实就是三部《火》的简要的说明。我编《文集》时删去了它,觉得这说明是多余的。但是我那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还是像年轻时候那样地强烈,今天仍然是如此。我过去所有的作品里都有从这颗心滴出来的血。现在我可以说,这颗心就是打开我的全部作品的钥匙。
    我们从温州搭船平安地回到上海,过了三四个月,萧珊就去昆明上大学。以后她到过桂林、贵阳、重庆和成都。她不可能有冯文淑在《火》第二部中的经历,我当时只是设想她在那样的环境该怎么办,我就照我想得到的写了出来。萧珊是一个普通人,冯文淑也是。在这三本小说里我就只写了一些普通人,甚至第一部中视死如归的朝鲜革命者和第三部中同敌人进行秘密斗争或被捕或遇害的刘波、朱素贞们也都是普通人,他们在特殊的环境里会做出特殊的事情。总之,没有一个英雄人物,书中却有不少的爱国者。《火》并没有写到抗战的胜利。但是我相信对这胜利贡献最大的是人民,也就是无数的普通人。作为读者,作为作者,我有几十年的经验,一直是普通人正直、善良的品德鼓舞我前进。普通人身上有许多发光的东西。我在朝鲜战场上见到的“英雄”也就是一些普通的年轻人。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非常想念祖国,感情激动、坐卧不安的时候,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他讲“俄罗斯语言”,我想的是“中国话”,散文诗的最后一句:“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我写《火》的时候,常常背诵这首诗,想它是我当时“唯一的依靠和支持”。一直想着我们伟大而善良的人民。
    在《火》第三部里我让冯文淑来到了昆明。不像在大别山,萧珊未到过,我也很陌生,昆明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她更熟悉了。先生坡,翠湖,大观楼……都写进去了。我是在一九四三年的桂林写一九四一年的昆明。我的信念没有改变,但是我冷静些了。我在小说里写了一些古怪的社会现象,当然我看到的多,感受到的多,写下来的还比较少。冯文淑离开上海将近四年,在昆明出现并不显得成熟多少,其实我写的只是我在一九四一年七、八月看见的昆明,到四三年情况又有变化了。我记得清楚的是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和处境困难。当时最得意的人除了大官,就是囤积居奇,做黑白生意的(黑的是鸦片,白的是大米),此外还有到香港,到仰光跑单帮做买卖的各种发国难财的暴发户。那个社会里一方面是严肃工作,一方面是荒淫无耻。在国统区到处都是这样。我在小说里只写了几个普通的小人物,他们就是在这种空气中生活的。冯文淑在昆明,同她过去的好朋友朱素贞住在一起。
    萧珊在昆明,从宿舍搬出来以后就和她的好友,她的同学一起生活。那个姓王的女同学是我一位老友的妻子,相貌生得端正,年纪比萧珊大一点,诚实,朴素,大方,讲话不多是个很好的姑娘。她是我那位朋友自己挑选的,但不知怎样,我的朋友又爱上了别人,要把她推开,她却不肯轻易放手。我那朋友当时在国外,他去欧洲前同我谈过这件事情。我批评他,同他争论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个人兴趣、爱好或者冲动,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换一个的办法,我劝他多多想到自己的责任,应该知道怎样控制感情,等等等等。我谈得多,我想说服他,没有用。但是他也不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他无权无势,既然没有理由跟妻子离婚,新的恋爱也就吹了。萧珊的女同学后来终于给了我的朋友以自由。但是那位朋友在恋爱的道路上吃了不少的苦头,离婚—结婚,结婚—离婚,白白消耗了他的精力和才华,几乎弄到身败名裂,现在才得到安静的幸福,这是后话。我两次在昆明的时候,经常见到萧珊的好友,我同情她的不幸,我尊敬她的为人。我写《火》第三部中的朱素贞时,脑子里常常现出她的面影。她后来结了婚,入了党,解放后当过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文革”期间有人来找萧珊“外调”她在昆明时期的一些情况,萧珊死后又有人来找我外调,说是要给她恢复工作。六、七年没有消息了。我祝她安好。
    在朱素贞的身上还有另一个人的感情,那是萧珊的同乡,她的中学时期的朋友,一位善良、纯洁的姑娘。我在广州开始写朱素贞的时候,萧珊还在上海念书,没有见到我朋友的妻子,我那朋友当时可能也还没有开始新的追求。其实不仅是上面提到的两个人,我在那几年中间遇见的给了我好的印象的年轻女人在朱素贞的身上都留下了痕迹。但朱素贞并不是“三突出”的英雄。她始终是一个普通人。在最初几版的小说(《火》第三部)中朱素贞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念书,忽然接到陌生人从香港寄来的信告诉她:她那分别四年的未婚夫刘波在上海“被敌伪绑架”,关在特务机关里。她决定回上海去营救他。她动身前又接到一封香港发来的电报:“波遇害,望节哀。”她决心去替他报仇。她走后大约七个月冯文淑收到从上海寄来的一份剪报,上面有一则消息报道大汉奸特务丁默村遇刺受伤,他的女友朱曼丽是幕后主使人,供认不讳,已被枪决。“这个朱曼丽似乎就是素贞,不过文淑不愿意相信。”
    我这样写,就是暗示朱曼丽和朱素贞是一个人。在当时的确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年轻女人刺杀丁默村未遂遭害。我记得有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另一个朋友认识这位女士,对我谈过她,他也讲不出别的原因,大概是一位爱国志士吧。这样的人很难令人忘记,我就让她留下一点痕迹在朱素贞的身上。在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后,敌人和汉奸暗杀上海爱国人士,甚至悬头示众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起,后来在孤岛也几次出现爱国者惩罚汉奸的大快人心的壮举。我用在上海的朝鲜革命者惩罚朝奸的事实结束了“火”的第一部,又用朱素贞谋刺丁默村的消息作为“火”第三部的《尾声》,也就是全书的结局。当时我是这样想的:用那个年轻女人的英勇牺牲说明中国人民抗战到底、争取胜利的决心。但是一九六○年我编辑、校改《文集》的时候,改写了这个结尾,正如我在后记的注解中所说:“我让冯文淑离开了昆明,让刘波和朱素贞都活起来,让人们想到这几个朋友将来还有机会在前方见面。”
    我加上素贞从香港写给文淑的一封信,说明她在上海同朋友们一起营救刘波出狱后结了婚,又陪着“遍体伤痕”的丈夫到香港休养,准备等刘波病好就一同到前线工作。她在信里解释这所谓前线就是“如今一般人朝夕向往的那个圣地”。就是说延安。文淑在复信中也说“三四天后就要动身到前方去”,也就是到“那个‘圣地’去”。国外有些读者和评论家对我这种改法不满意,说我“迎合潮流”,背叛了过去。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几十年来我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因为我的思想不断地在变化,有时变化小,有时变化大。我不能说我就没有把作品改坏的时候,但是我觉得《火》第三章的结尾改得并不坏,改得合情合理。当时人们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这是事实。只有这样地结束我的所谓《抗战三部曲》(尽管我写的只是一些侧面),才符合历史的真实。当然我在后记的脚注中也说:“这个小小的改动并不能弥补我这本小说中存在的大缺点。”这是真心话,不过我仍然要重复我说过的那句话:作品不是学生的考卷,交出去就不能改动。按照“四人帮”的逻辑,一个人生下来就坏,一直坏到死,或者从诞生到死亡,这个人无事不好。所以那个时期孩子们在银幕上甚至在生活中看见一个陌生人,就要发问:好人?坏人?不用说,文淑和素贞都是好人吧。
    第三部中另外一个主人公田惠世也是好人。这是我一个老朋友,我把这个基督徒写进我的小说,只是由于一桩意外的事情:他的病故。他大概是患肺炎去世的。他自己懂一些医理,起初自己开方吃药,病重了才找医生,不多久就逝世了。当时他的夫人带着孩子来到他的身边,就住在我的隔壁。
    看见这位和我一起共过患难的年长朋友在我眼前死去,我感到悲伤。参加了朋友葬礼后两个多月,我开始写《火》的第三部,就把他写了进去,而且让他占了那么多的篇幅。我在一九六○年一月修改小说的《尾声》时,曾经写道:“我们之间有深厚的感情。这感情损害了我的写作计划。……我设身处地替他想得太多了。”我在小说里借用了那位亡友的一部分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我想写一个宗教者和一个非宗教者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可是没有成功。我的思想混乱,我本来想驳倒亡友的说教(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每顿饭前都要暗暗祈祷,我发觉了常常暗笑),可是辩论中我迁就了他,我的人道主义思想同他的合流了。我不想替自己辩护,我的旧作品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差不多占同样的地位。在这一点上萧珊也有些像我。所以小说里年轻姑娘冯文淑同老基督徒田惠世作了朋友,冯文淑甚至答应看《北辰》的校样,暂时到北辰社帮忙。《北辰》是田惠世的刊物。刊物的真名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宇宙风》,它是林语堂创办的。林语堂后来带了全家人移居美国,把他哥哥从福建请到上海代管他的事业。他的哥哥原是教师兼医生,在上海参加了《宇宙风》的编辑工作,名叫林憾庐。《宇宙风》本来还有一个合作者,后来在香港退出了。林憾庐在上海和香港都编印过这个散文刊物,一九四二年他第二次到桂林又在那里复刊了它。我一九四○年在上海,一九四二年在桂林都为《宇宙风》写过散文和旅途杂记。一九三九年萧珊也在这个刊物上用“程慧”的笔名发表了几篇散文。她第一次拿到稿费,便买了一只立灯送给母亲,她高兴地说这是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钱买的。她初到昆明,写了一篇旅途通讯,叙述经海防去内地沿途的情况,也刊在《宇宙风》上。一年后我踏着她的脚迹到昆明,虽然形势改变,但我的印象和她的相差不远,我就没有写什么了。
    我和林憾庐相处很好,我们最初见面是在泉州关帝庙黎明高中,那一天他送他的大儿子来上学,虽然谈得不多,但我了解他是个正直、善良的人,而且立志改革社会,这是一九三○年的事。以后我和他同在轰炸中过日子,同在敌人迫害的阴影下写文章,做编辑工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办的刊物,质量不高,但在当时销路不算少,他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我至今还怀念他。他很崇拜他的兄弟,听他谈起来林语堂对他并不太好,他却很感激他这个远在海外的有名的兄弟。可能是他逝世一年以后吧,林语堂一个人回国了,到桂林东江路福隆园来看他的嫂嫂。我在林太太房里遇见他,他在美国出版了好几本小说,很有一种名人的派头。话不投机,交谈了几句,我就无话可说。以后我也没有再看见他。靳以夫妇从福建南平回重庆复旦大学,经过桂林住了几天,我送他们上火车,在月台上遇见憾庐的孩子,他们跟去重庆的叔父告别,我没有理他。后来林语堂离开重庆返美时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告别中国的诗,我记得是两首或者三首七律,第一首的最后两句是“试看来日平寇后,何人出卖旧家园”。意思很明显。有个熟人在桂林的报上发表了一首和诗,最后两句是:“吾国吾民俱卖尽,何须出卖旧家园。”《吾国吾民》是林语堂在美国出版的头一本“畅销书”,是迎合美国读者口味的着作。憾庐曾经对我谈起该书在美国的出版经过,他引以为荣,而我却同意和诗作者的看法,是引以为辱的。
    小说中另一个好人洪大文并不是真实的人物,我只借用了一个朋友的外形和他在连云港对日军作战负伤的事实。他年轻时候进了冯玉祥办的军官学校,当过军官,又给派到苏联留过学,一九二六年回国后经过上海,我们见过一面,他回到部队里去了,我也就忘记了他。一九四三年我在桂林忽然接到他的信,是寄到书店转给我的。信上说他到桂林治病,定居下来,要我去看他。我到了他的住处,当时人们住得比较宽敞,他躺在床上,有时拉着双木拐起来活动活动。人变了,湖南口音未变。他告诉我他离开过部队,后来又到税警团(宋子文的税警团吧)当团长,在连云港抗拒日军,战败负伤。小说中洪大文讲的战斗情况就是我那位朋友告诉我的,他还借给我一本他们部队编写的《连云港战史》。小说第八章中洪大文的谈话有些地方便是从所谓《战史》稿本中摘抄来的。一九四四年五月初我和萧珊到贵阳旅行结婚,后来就没有能回桂林,湘桂大撤退后我也不知道他转移到哪里。一九四六年尾或者一九四七年初我在上海,他拄着双拐来找我,说是在江苏某地荣军教养院作院长,还是像一九二六年那样高谈阔论。他约我出去到南京路一家菜馆里吃了一顿饭,就永远分别。他坐上三轮车消失在街角以后,我忽然想起了洪大文,洪大文不像他,洪大文比他简单得多。
    最后我想谈几句关于朝鲜人民的事,因为《火》第一部中讲到朝鲜革命者的活动,而且小说以朝鲜志士的英勇战斗和自我牺牲作为结束。我在这之前(一九三六年)还写过短篇小说《发的故事》,也是悼念朝鲜朋友的作品。我小的时候就听人讲朝鲜人的事情,谈他们的苦难和斗争,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事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我少年时期崇拜的一位英雄。我第一次接触朝鲜人,是在一九二一年或者二二年。我在三十年代写的回忆文章里就讲过,五四以后我参加成都的《半月》杂志社,在刊物上发表过三篇东西,都是从别人书中抄来的材料和辞句,其中一篇是介绍世界语的。而我自己当时却没有学过世界语。不久就有人拿着这本杂志来找我,他学过世界语,要同我商量怎样推广世界语,他在高等师范念书,姓高,说是朝鲜人。我便请他教我世界语,但也只学了几次就停了,推广的工作也不曾开展过。我和高先生接触不多,但是我感觉到朝鲜人和我们不同,我们那一套人情世故,我们那一套待人处世的礼貌和习惯他们不喜欢,他们老实、认真、坦率而且自尊心强。这只是我一点肤浅的印象。
    出川以后,一九二五年我在南京东南大学附属高中毕了业带着文凭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检查体格时发现我有肺病,虽然不厉害,我却心灰意冷,不进考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对数理化等课无把握,害怕考不好。我就这样放弃了学业,决定回到南方治玻我在北京呆了半个多月,我记得离京的前夕遇上北海公园的首次开放,在漪澜堂前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我当时住在北河沿同兴公寓,房客不多,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我住到这里,还是一个编报纸副刊的姓沈的朋友介绍的。他是朝鲜人,有一天晚上,他带了一个同乡来看我,天气热,又是很好的月夜,我们就坐在院子里乘凉。沈比较文雅,他的朋友却很热情,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了好些朝鲜爱国志士同日本侵略者斗争的故事。我第一次了解朝鲜人民艰苦而英勇的斗争,对朝鲜的革命者我始终抱着敬意。我后来就把那些故事写在《发的故事》里面。这以后几十年中间我遇见的朝鲜人不多,也不常同他们接触,但是从几个朋友的口中我也了解一些他们的流亡生活和抗战初期的一些活动。我就在《火》第一部中写了子成、老九、鸣盛、永言这班人,和他们惩罚朝奸的壮举。在小说里子成回忆起朝鲜民歌《阿里朗》。据说从前朝鲜人到我国满洲流亡,经过阿里朗山,悲伤地唱着它。我一九三八年第四季度在桂林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听见金焰同志的妹妹金炜女士唱这首着名的歌曲,我十分感动,当时正在写小说的这一章,就写了进去。我以前对它毫无所知,却能够把唱词写进小说甚至将歌谱印在发表这一章的《文丛》月刊上,全靠一位朝鲜朋友的帮忙。这位朋友姓柳,是园艺家,几十年来在一些学校或者农场里工作,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园艺人材。他在当时的朝鲜流亡者中也很有威望。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庆、在台北都曾见到他。今天我还没有中断同他的联系。他在湖南农学院教书,有时还托人捎一点湖南土产来。我还记得四十几年前他被日本人追缉得厉害,到上海来,总是住在马宗融的家中,几个月里他的头发就完全白了。那一家的主妇就是后来发表短篇小说《生人妻》的作者罗淑。抗战初期罗淑患病去世,我们在桂林和重庆相遇,在一起怀念亡友,我看见他几次埋下头揩眼睛。
    过去像梦魇一样给朝阳驱散了。朋友柳已经年过八十,他仍然在长沙坚持工作,我仿佛看见他的满头银发在灿烂阳光下发亮。听说他从解放了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获得了鼓励,我应当向他祝贺。《火》第一部出版时我在后记的末尾写道:“我希望将来还能够有第四部出来,写朝鲜光复的事情。”我不曾实现这个愿望,但我也不感到遗憾,因为朝鲜人民已经用行动写出了光辉诗篇,也一定能完成统一朝鲜的伟大事业。关于《龙·虎·狗》
    在以前几篇《回忆录》里我谈过了中、短篇小说和童话,这次我想谈谈我的散文,我就从《龙·虎·狗》谈起。《龙·虎·狗》是一九四一年八月我在昆明编成,寄给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陆圣泉,由他发排出版的。我手边还有这个集子的两种版本:一九四二年一月的上海“初版”和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渝二版”,不用说,重庆版是用很坏的土纸印刷的。
    重庆版第一辑中少两篇文章(《寂寞的园子》和《狗》),我一时想不起是什么原因,重庆版和当时在重庆出版的一般书刊一样,是经过了所谓“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的,封底还印着“审查证图字第二○三○号”字样。但是那两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日本侵略军的,不会得罪重庆市的审查老爷,而且他们也没有胆量抽掉它们。现在想不起不要紧,以后会慢慢想起来的,我用不着在这件小事多花费脑筋。
    我在抗战时期到昆明去过两次,都是去看我的未婚妻萧珊。第一次从上海去,是在一九四○年七月;第二次隔了一年,也是在七月,是从重庆去的。《龙·虎·狗》中主要的十九篇散文是在一九四一年写的,只有第一辑里收的四篇文章中的前两篇是第一次在昆明小住时写成的,后两篇则是到四川以后的作品了。今天我重读这本集子,昆明的生活又非常显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当时就住在那个寂寞的园子里,大黄狗是我的一个和善的朋友。
    那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情。一九三九年年初我和萧珊从桂林回到上海,这年暑假萧珊去昆明上大学,我在上海写小说《秋》。那个时候印一本书不需要多少时间,四十万字的长篇,一九四○年五月脱稿,七月初就在上海的书店发卖了。我带着一册自己加印的辞典纸精装本《秋》和刚写成的一章《火》的残稿,登上英商怡和公司开往海防的海轮,离开了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那天在码头送行的有朋友陆圣泉和我的哥哥李尧林。我在“怡生轮”上向他们频频挥手,心里十分难过。
    我一去就是五年。没有想到过了一年多陆圣泉就遭了日本宪兵队的毒手,我回到上海只能翻读他用陆蠡笔名发表的三本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而李尧林呢,他已经躺在病床上等着同我诀别,我后来把他的遗体埋葬在虹桥公墓,接着用他自己的稿费给他修了一个不太漂亮的墓。然而十年浩劫一来,整个公墓都不见了,更不用说他的尸骨。
    一九四○年从上海去海防毫无困难。需要的护照,可以托中国旅行社代办,船票可以找旅行社代买,签证的手续也用不着我自己费神。那次航行遇到风在福州湾停了一天半,但终于顺利地到达了海防。在海防我住在一家华侨开设的旅馆里。上船时我是单身一个,在旅馆里等待海关检查行李时我已经结交了好几位朋友。我随身带的东西少,一切手续由旅馆代办,我只消出一点手续费。同行的客人中有的东西带得较多,被海关扣留,还得靠旅馆派人交涉,或缴税或没收,由那里的法国官员说了算。还有人穿着新的长统皮靴,给强迫当场从脚上脱下来。总之,当时从上海到所谓“大后方”去的人大都经由海防乘火车进云南,去昆明。我经过海防时法国刚刚战败,日本侵略军正在对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要侵占越南,形势紧张,这条路的命运不会长了,但这里还是十分热闹、拥挤,也正是旅馆里的人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等在旅馆里。同行的人被海关扣留的东西都一件一件地给拿了回来。这样大家就动身继续往前走了。
    我们自动地组织起来,身强力壮的人帮忙管理行李,对外交涉,购票上车,客栈过夜,只要花少许钱都办得顺利。我们从海防到河内,再由河内坐滇越路的火车到老街,走过铁桥进入中国国境。火车白昼行驶,夜晚休息,行李跟随客人上上下下,不仅在越南境内是这样,在云南境内一直到昆明都是这样。但是靠了这个自发的组织,我在路上毫不感到困难。跟着大家走,自己用不着多考虑,费用不大,由大家公平分担。所谓大家就是同路的人。他们大都是生意人,也有公司职员,还有到昆明寻找丈夫的家庭妇女。和我比较熟悉的是一位轮船公司的职员和一位昆明商行的“副经理”,我们在海轮上住在同一个舱里。“副经理”带了云南太太回上海探亲,这条路上的情况他熟悉,他买了好几瓶法国三星牌白兰地酒要带出去,为了逃税,他贿赂了海关的越南官员,这当然是通过旅馆的服务员即所谓接客人员进行的。我看见他把钞票塞到越南人的手里,越南人毫无表情,却把钞票捏得紧紧的,法国人不曾觉察出来,酒全给放出去了。做得快,也做得干脆,这样的事以后在不同的地方我也常有机会见到。他们真想得出来,也真做得出来。
    这以后我们就由河口铁桥进入中国境内。在“孤岛——上海”忍气吞声地生活了一年半,在海防海关那个厅里看够了法国官员的横暴行为,现在踏上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土地,我的激动是可以想象到的。我们在河口住进了客栈,安顿了行李,就到云南省出入境检查机关去登记。这机关的全名我已经忘记,本来在一九四○年我用过的护照上盖得有这机关的官印,护照我一直保存着,但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上海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在抄家的所谓“革命行动”中,从我家里拿走后就像石沉大海,因此我连这一段“回忆”差一点也写不出来。机关的衙门并不堂皇,官员不多,然而他们有权威。他们检验了护照,盖了印,签了字,为首的官员姓杨。大家都给放过了,只有我一个人遇到了麻烦。我的护照上写明:“李尧棠,四川成都人,三十六岁,书店职员。”长官问我在哪一家书店工作,我答说“开明书店”。他要看证件,我身上没有。他就说:“你打个电报给昆明开明书店要他们来电证明吧。”他们把护照留了下来。看情形我不能同大家一起走了。同行的人感到意外,对我表示同情,仿佛我遭到什么不幸似的。我自己当然也有些苦恼,不过我还能动脑筋。我的箱子里有一张在昆明开明书店取款四百元的便条。是上海开明书店写给我的。我便回到客栈找出这张便条,又把精装本《秋》带在身边,再去向姓杨的长官,说明我是某某人,给他看书和便条。这次他倒相信,不再留难就在护照上盖了英签了名,放我过去了。
    这是上午的事。下午杨先生和他两位同事到客栈来找我,我正在街上散步,他们见到商行副经理,给我留下一张字条,晚上几点钟请我吃饭,并约了我那两位同行者作陪。到了时候三位主人又来客栈寒暄一通,同我们一起大摇大摆地走过铁桥,拿出准备好的临时通行证进入越南老街,在一家华侨酒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我们有说有笑地回到河口,主人们还把我们送到客栈门口,友好地握手告别。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那个一片原始森林的小城,以后再也没有同那三位官员见面,他们也没有给我寄来过片纸只字。他们真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了,但是在老街过的那一两个钟头,今天回想起来还觉得愉快。
    从河口去昆明仍然是白天行车,晚上宿店,我们还是集体活动,互相照顾,因此很顺利地按时到达了终点站。萧珊和另一位朋友到月台来接我,他们已经替我找到了旅馆。同行者中只有那位轮船公司职员后来不久在昆明同我见过一面,其余的人车站匆匆一别,四十年后什么也没有了,不论是面貌或者名字。
    我在旅馆里只住了几天。我去武成路开明书店取款,见到分店的负责人卢先生。闲谈起来,他说他们租得有一所房屋做栈房,相当空,地点就在分店附近,是同一个屋主的房屋,很安静,倘使我想写文章,不妨搬去小祝他还陪我去看了房子。是一间玻璃屋子,坐落在一所花园内,屋子相当宽敞,半间堆满了书,房中还有写字桌和其他家具。我和卢先生虽是初次相见,但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和最近一本小说(《秋》)都是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书店的职员都知道我,因此见一两面,我们就相熟了。我不客气地从旅馆搬了过去,并且受到他们夫妇的照料(他们住在园中另一所屋子里),在那里住了将近三个月,写完了《火》的第一部。
    我在武成路住下来,开始了安静的写作生活,这对我也是意外,我在上海动身时并没有想到在昆明还能找到这样清静的住处。《静寂的园子》和《狗》就是在这里写的。我坐在玻璃屋子里,描写窗外的景物和我的思想活动,我见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结束就怎样结束,我写散文从来就是这样。但绝不是无病呻吟。住下来的头两个月我的生活相当安适,除了萧珊,很少有人来找我。萧珊在西南联合大学念书,暑假期间,她每天来,我们一起出去“游山玩水”,还约一两位朋友同行。武成路上有一间出名的牛肉铺,我们是那里的常客。傍晚或者更迟一些,我送萧珊回到宿舍,早晚我就在屋子里写《火》。我写得快,原先发表过六章,我在上海写了一章带出来,在昆明补写了十一章,不到两个月就把小说写成了。虽然不是成功之作,但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对这本书的完成,卢先生给我帮了不少的忙,他不但替我找来在《文丛》上发表过的那几章,小说脱稿以后他还抄录一份寄往上海。我住在武成路的时候,他早晚常来看望。后来敌机到昆明骚扰、以至于狂炸,他们夫妇还约我(有时还有萧珊)一起到郊外躲警报。我们住处离城门近,经过一阵拥挤出了城就不那么紧张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郊外躲了两个钟头,在草地上吃了他们带出去的午餐。
    我在《静寂的园子》里还提到这件事。
    这次在昆明我写的散文不过寥寥几篇,但全都和敌机轰炸有关,都是有感而发的。几篇随感和杂文给我编在杂文集《无题》里面了。书在《龙·虎·狗》中的就只有我前面讲过的那两篇(《静寂的园子》和《狗》)。有些数字在我的脑子已经模糊。我说不清楚我是在十月下旬的哪一天去重庆的,只记得是沈从文同志介绍一位在欧亚航空公司工作的朋友(查阜西同志吧?)替我买的飞机票。我离开昆明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对这个城市正在进行狂轰滥炸。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挤进了越南(河口铁桥早已炸断),他们的飞机就是从越南飞来的。
    对于和平城市的受难,我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在上海,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在广州,下半年在桂林,生命的毁灭、房屋的焚烧、人民的受苦,我看得太多了。但是这一切是不是就把中国人民吓倒了呢?是不是就把中国知识分子吓倒了呢?当然没有。上飞机的前一两天,我和开明书店的卢先生闲谈,我笑着说:“我们都是身经百炸的人。”他点头同意。
    他的经验更丰富。前一两年他坐公路车在贵阳附近翻车,左膀跌断,在中央医院治疗,左膀上了石膏给绑在架上,发了警报后他不便下洞躲避,人们给他一把剪刀,准备在危急的时候剪断绑带逃命。贵阳市遭大轰炸时,他正在医院里,他不但保全了性命,也保全了膀子。关于他,我还有话可说。以前我只听见别人谈起他,例如翻车断臂的事。在昆明我们才是第一次见面(也有可能他在上海见过我)。听说他本来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在上海开明书店担任编辑一类职务,他的岳父是知名的学者,他的妻子也研究中国文学,不知道怎样他给派到昆明当了分店经理,可能因为他能干,可能因为他可靠。那个时候开明书店发行教科书,销售量大,做一名分店经理,只要不是傻瓜,就不会放过发财的机会,他的生活条件可以不断改善。他们夫妇一直待在昆明。全国解放后他们的情况有改变,后来开明书店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我就没有再看见他。一九五七年听说他们夫妇给戴上了“右派”帽子,从此什么都完了。果然不到几年,就听说他们都死了。我不曾仔细打听过他们的遭遇,也不知道向哪里打听方便、可靠,而且我没有精力和时间。现在萧珊已经逝世,孩子们都是新时代的人,我即使谈起武成路玻璃屋子的情况,家里也没有人感兴趣了。但是想到那个“身经百炸”的人的归宿,我觉得十分难过,但愿有人为这一对亡灵摘去沉重的“帽子”,让他们在泉下得到安息。
    我第二次到昆明在第二年(一九四一年)七月,也是为了看望萧珊。她已经搬出联大宿舍,和几个同学在先生坡租了房子,记得是楼上的三间屋子,还有平台。我一九四三年在桂林写《火》第三部时,常常想起这个住处,就把它写进小说,作为那个老基督徒田惠世的住家。“这是一排三间的楼房,中间是客厅,两旁是住房,楼房外有一道走廊,两间住房的窗外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平台,由廊上左右的小门出入。”
    楼下住着抽鸦片烟的房东。萧珊她们三个女同学住里面的一间,三个男同学住外面的一间。我来的时候,萧珊的一个女同学和两个男同学刚去路南县石林参观,她留下来等我,打算邀我同去。谁知我一到昆明,就发烧、头昏、无力,不得不躺下来一连睡了几天。有两天放了空袭警报甚至紧急警报,我跑不动,萧珊坚持留下陪我。敌机好久不来轰炸,大家也就大意了,这两次敌机都没有投弹,我们也不曾受惊。但一个月后(因为正碰到雨季,这中间下了一个月的雨),敌机在这附近扔了炸弹,那天警报解除,我们从郊外回来,楼上三间屋子满地碎砖断瓦,倘使我躺在床上不出去,今天就不能在这里多嘴了。
    我第二次来昆明遇到的轰炸,是在《龙·虎·狗》已经编成、原稿寄往上海之后,因此收在《龙·虎·狗》里的十九篇散文中没有一篇描述炸后昆明的情况。《龙·虎·狗》的序是在八月五日写的,当时我还在埋怨“差不多天天落雨”,说“听到淅沥的雨声……真叫人心烦”。还说:“这雨不知要下到哪一天为止。”但正是这雨使我能够顺利地写成这些文章、编成集子。在这落雨的日子里我每天早晨坐在窗前,把头埋在一张小书桌上,奋笔写满两三张稿纸,一连写完十九篇。题目是早想好了的:《风》、《云》、《雷》、《雨》;《日》、《月》、《星》;《狗》、《猪》、《虎》、《龙》;《醉》、《生》、《梦》、《死》;、《死去》、《伤害》、《祝福》、《抛弃》(只有最后四个略有改动)。我有的是激情,有的是爱憎。对每个题目,我都有话要说,写起来并不费力。我不是在出题目做文章,我想,我是掏出心跟读者见面。好像我扭开了龙头,水管里畅快地流出水来。那些日子里我的生活很平静,每天至少出去两次到附近小铺吃两碗“米线”,那种可口的味道我今天还十分怀念。
    当然我们也常常去小饭馆吃饭,或者到繁华的金碧路一带看电影。后来萧珊的同学们游罢石林归来,我们的生活就热闹起来了。虽然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我们不是自己烧饭,每天得去外面喂饱肚子;雨下大了,巷子里就淹水;水退了,路又滑,走路不小心会摔倒在泥水地上,因此早晚我不外出),可是在先生坡那座房子的楼上我感到非常安适,特别是在早晨,我对着窗外的平台,让我的思想在过去和未来中海阔天空地往来飞腾。当时并没有人号召我解放思想,但我的思想已经习惯了东奔西跑、横冲直撞。它时而进入回忆、重温旧梦,时而向幻想叩门,闯了进去。在我的文章里回忆和理想交替地出现。在我的笔下活动的是我自己的“意志”。
    我在当时是没有顾虑的。我写《龙·虎·狗》,我说:“我在地上拾起一块石子,对准它打过去。……从此狗遇到我的石子就逃。”我说:“死了以后还能够使人害怕,使人尊敬,像虎这样的猛兽应该是值得我们热爱的吧。”我又说:“龙说:‘我要乘雷飞上天空。然后我要继续去追寻那丰富的充实的生命。’”为了人民,放弃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生命的“开花”。
    我重读三十八年前的旧作,我觉得我并没有讲过假话,骗过读者。
    《龙·虎·狗》写成后在上海和重庆各印过两版,印数不会多。后来我把它编在《文集》第十卷中,抽出了一篇《死去》,这并无深意。自从一九二九年我发表《灭亡》以来,挨的骂实在不少,仿佛我闯进文坛,引起了公愤。我当时年少气盛,又迷信科学,不相信诸葛亮会骂死王朗,因此不但不服,而且常常回敬几句。在这篇散文里我梦见自己死去给埋葬以后,人们在墓前“举行大会,全体围绕棺盖站立,来一个集体唾骂”。他们劈开棺材进行批判,我忍受不了,忽然坐了起来。大家吓得大叫“有鬼”,“马上鸟兽似的逃散了”。一九五九年我删去这篇一九四一年的文章,还暗中责备自己的“小器”和“不虚心”。我万万想不到这种劈棺暴尸的惨剧在“四人帮”时期居然成了“革命的行动”。《人生蛋和蛋生人》的作者生物学家朱洗就是在死后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既给挖了坟,又受到批判。这样看来我似乎成了预言家了。不过今天想想,还是删去它为好。
    现在我实在想不起来,那讨厌的雨是在哪一天停止的,大约是在八月十日前后吧,因为我十八日写了一篇叫《废园外》的散文,讲起“八月十四日的惨剧”,至少这个城市在十四日遭到轰炸,先生坡附近就落过弹,我在前面讲到的楼房受震,砖瓦遍地,可能还是那天以后的事,所以散文的结尾有这样的句子:“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都漏雨。”一连几天我中午或傍晚出去散步,经常走到那个“灾区”,花园里的防空洞中了弹,精致的楼房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土坡上躺着三具尸首,用草席盖着,中间一张草席下露出一只瘦小的泥腿,有人指着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难道我没有看够这样的惨剧?在我这年年底写成的《还魂草》里也有少女的死亡,那是在重庆沙坪坝发生的事情,我写得比较详细,真真假假,揉在一起。可是在一千多字的《废园外》中“带着旺盛生命的红花绿叶”还在诉说一个少女寂寞生存的悲惨故事。我的叙述虽然带着淡淡哀愁的调子,但我控诉了敌人的暴行,也不曾放过我的老对头——封建家长、传统观念和旧的风习。我不会向任何时期出现的封建幽灵低头。
    我在昆明住到九月,就同萧珊,还有一个姓王的朋友,三个人一路去桂林旅行。我们都是第二次到桂林。萧珊只住了一个短时期就回联大上学。我和姓王的朋友留了下来,住在新成立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办事处。我和萧珊谈了八年的恋爱,一九四四年五月才到贵阳旅行结婚,没有请一桌客,没有添置一床新被,甚至没有做一件新衣服。将近两年的时间我们住在出版社里,住在朋友的家里,无法给自己造个窝,可是我们照样和睦地过日子。关于她,我要在下一篇回忆里多谈一点,在这里我不罗嗦了。关于《第四病室》
    今天下午去医院看病,回来我忽然想起我的小说《第四病室》,就找出来翻了一下,我又回到抗日战争的日子里去了。
    小说是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重庆沙坪坝写成的,写的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贵阳发生的事情。那一段时期中我在贵阳中央医院一个三等病房的“第三病室”里住了十几天,第二年我就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了这部小说。
    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五六月我在贵阳的生活情况。我和萧珊五月上旬从桂林出发,五月八日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结婚。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曾办过一桌酒席,只是在离开桂林前委托我的兄弟印发一份“旅行结婚”的通知,在贵阳我们寂寞,但很安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小憩”是对外营业的宾馆,是修建在一个大公园里面的一座花园洋房,没有楼,房间也不多,那几天看不见什么客人。这里没有食堂,连吃早点也得走半个小时到镇上的饭馆里去。
    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当时的打算是萧珊去四川旅行,我回桂林继续写作,并安排我们婚后的生活。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四周没有一声人语,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声音大而且单调。那个时候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们消耗。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中篇小说。
    我们在花溪住了两三天,又在贵阳住了两三天。然后我拿着亲戚的介绍信买到邮车的票子。我送萧珊上了邮车,看着车子开出车场,上了公路,一个人慢慢走回旅馆。
    我对萧珊讲过,我回桂林之前要到中央医院去治鼻子,可能需要进行一次手术。我当天下午就到医院去看门诊,医生同意动手术“矫正鼻中隔”,但要我过一天去登记,因为当时没有床位。我等了两天。我换了一家小旅馆的小房间,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灯。这对我毫无不便,我只有晚上回旅馆睡觉。白天我到大街上散步,更多的时间里去小旅馆附近一家茶馆,泡一碗茶在躺椅上躺一两小时,因为我也有坐茶馆的习惯。
    就在这两天中我开始写《憩园》,只是开了一个头。
    两天以后我住进了医院,给安排在第三病室,也就是外科病室。我退了旅馆的小房间,带着随身带的一个小箱子坐人力车到了医院,付了规定预付的住院费,这样就解决了全部问题。我在医院里住了十几天,给我动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治鼻子,然后又转到外科开小肠气。谁也不知道我睡在医院里,我用的还是“黎德瑞”这个假名。没有朋友来探过病,也没有亲人来照料我,动过手术后的当天,局部麻醉药的药性尚未解除,心里十分难过。但是我在这间有二十几张床位的三等大病房里,并没有感到什么不便,出院的时候,对病房里的医生、护士和病友,倒有一种惜别之情。
    出院后我先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住了十多天,继续写《憩园》,从早写到晚,只有在三顿饭前后放下笔,到大街散步休息。三顿饭我都在冠生园解决,早晨喝碗猪肝粥,其余的时间里吃汤面。我不再坐茶馆消磨时间了,我恨不得一口气把小说写完。晚上电灯明亮,我写到夜深也没有人打扰。
    《憩园》里的人物和故事喷泉似地要从我的笔端喷出来。我只是写着,写着,越写越感觉痛快,仿佛在搬走压在心上的石块。在大街上散步的时候,我就丢开了憩园的新旧主人和那两个家庭,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中央医院第三病室的情景,那些笑脸,那些痛苦的面颜,那些善良的心……。我忘不了那一切。我对自己说:“下一本小说就应该是《第三病室》。对,用不着加工,就照真实写吧。”人物有的是,故事也有。这样一间有二十几张病床的外科病房不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吗?在病室里人们怎样受苦,人们怎样死亡,在当时的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
    但是我在贵阳写的仍然是《憩园》,而且没有等到完稿,我就带着原稿走了,这次我不是回桂林,我搭上了去重庆海棠溪的邮车。萧珊在重庆两次写信来要我到那里去,我终于改变了主意,匆匆地到了四川。万想不到以后我就没有机会再踏上桂林的土地,因为不久就发生了“湘桂大撤退”的事情。动身前我还再去花溪在“小憩”住了两天。我在寂寞的公园里找寻我和萧珊的足迹,站在溪畔栏杆前望着急急流去的水。我想得多,我也写得不少。我随身带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叠西式信笺,用信笺作稿纸,找到一个小碟子或者茶碗盖,倒点水,磨起墨来,毛笔蘸上墨汁在信笺上写字很方便,我在渝筑道上的小客栈里也没有停笔。最后在重庆我才写完这部小说,由出版社送给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
    装订成一本的西式信笺的每一页上都盖了审查处的圆图章,根据这个稿本排印,这年十月小说就同读者见面。这些图章是国民党检查制度的最好的说明,我把原稿保留下来,解放后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手稿部了。
    第二年我开始写《第四病室》。没有稿纸,我买了两刀记帐用的纸,比写《憩园》时用的差多了,这种纸只能用毛笔在上面写字。我当时和萧珊住在沙坪坝一个朋友的家里,是土地,楼下一大间,空荡荡的,我白天写,晚上也写,灯光暗,蚊子苍蝇都来打扰。我用葵扇赶走它们,继续写下去。字写得大,而且潦草,一点也不整齐。这说明我写得急,而且条件差。我不是在写作,我是在生活,我回到了一年前我在中央医院三等外科病房里过的日子。我把主人公换成了睡在我旁边床上那个割胆囊的病人。但我只是借用他的病情,我写的仍然是当时用我的眼光看见的一切。当然这不是一个作家的见闻,所以我创造了一个人物陆××(我在这里借用了第六床病人朱云标的本姓),他作为我一个年轻读者给我写了一封信,把我的见闻作为他的日记,这样他就可以睡在我当时睡的那张病床上用我的眼光看病房里的人和事了。
    我写得很顺利,因为我在写真实。事实摆在那里,完全按照规律进行。我想这样尝试一次,不加修饰,不添枝加叶,尽可能写得朴素、真实。我只把原来的第三病室同第四病室颠倒一下,连用床位号码称呼病人,我也保留下来了(我有点奇怪,这不是有点像在监牢里吗?)那几个人物……那个烧伤工人因为公司不肯负担医药费,终于在病房里痛苦地死去;那个小公务员因为父亲患病和死亡给弄得焦头烂额;那个因车祸断了左臂的某器材库员在受尽折磨之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得了伤寒病情恶化;还有那个给挖掉眼睛的人等等,等等,我都是按照真实写下来的,没有概括,也没有提高。但我也没有写出真名真姓,因为我不曾得到别人的同意。既然习惯用病床号数称呼病人,就用不着我多编造姓名了。小说里只有几个名字,像医生杨木华,护士林惜华,病人朱云标,当然都是我编出来的。朱云标的真名姓,我完全忘记了(我只记得他姓陆,我把他的姓借给日记也就是本段的作者了)。可是对他的言语面貌,我还有印象,我初进病房,在病床躺下,第一个同我讲话的就是他。他睡在我左边床上,左臂高高地吊起来,缠着绷带,从肘拐一直缠到手腕,手指弯曲着,给吊在一个铁架上,而铁架又是用麻绳给绑在方木柜上面。这是那位中年医生的创造发明,他来查病或者换药时几次向人夸耀这个。他欣赏铁架,却从来没有注意那个浙江农村青年的灵魂,他的态度给病人带来多少痛苦。在这个病房里病人得用现款买药,自己不买纱布就不能换药,没有钱买药就只有不停地给打盐水针。这个从浙江来的年轻人在家乡结了婚,同老婆合不来,吵得厉害,就跑了出来。后来在这里国民党军队某某器材库工作。有一天他和一个同事坐车到花溪去玩,翻了车,断了胳膊,给送到陆军医院,然后转到这里。他常常同我谈话,我很少回答。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容易烦躁,一直想念他的家乡。他因为身边没有多少钱,不习惯给小费,经常受到工友的虐待。不久他发烧不退,后来查出他得了斑疹伤寒。他是在什么地方传染到斑疹伤寒的呢?医生也说不出。
    病查出来了,因为没有钱买药,还是得不到及时治疗。他神志不清,讲了好些“胡话”。小说里第八章中他深夜讲的那些话都是真实的,只有给他母亲写信那几句才是我的创造。他并没有死,第二天就给搬到内科病房去了。这以后他怎样我完全不知道,也无法打听。
    另一个病人是在我眼前死去的就是那个烧伤工人。他受伤重,公司给了一点医药费,就不管他。在医院里因为他没有钱不给他用药,只好打盐水针,他终于痛苦哀号地死去。他对朋友说:“没有钱,我的伤怎么好得了?心里烧得难过。天天打针受罪。……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他们就让我死在医院里,不来管我。”这些话今天还在烧我的心。他第二天就永闭了眼睛。工友用床单裹好他的尸体,打好结,还高高地举起手,朝着死人的胸膛,把断定死亡的单子一巴掌打下去。旁边一个病人批评说:“太过分,拿不到钱,人死了还要挨他一巴掌。”这就是旧社会,这就是旧社会的医院。一九五八年我在上海广慈医院采访,抢救钢铁工人邱财康同志的事迹,这一场挽救烧伤工人的生命的战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援。邱财康同志活下来了。一个夏天的夜晚,我在医院里一个露台上旁听全市外科名医的会诊,专家们为邱财康同志的治疗方案提供意见,认真地进行讨论。我从医院回家,已经相当迟了,一路上我想着一九四四年惨死的烧伤工人,他的烧伤面积比邱财康同志的小得多,可是在过去那样的社会里哪有他的活路。我多么希望他能活到现在。
    还有那个小公务员和他的后颈生疮烂得见骨的老父。这一家人从南京逃难出来,到贵阳已经精疲力尽了。儿子当个小公务员,养活一家六口人很不容易,父亲病了将近一个月,借了债才把他送进医院。我亲耳听见儿子对父亲说:“你这场病下来,我们一家人都完了。”父亲不肯吃猪肝汤,说:“我吃素。”儿子就说:“你吃素。你是在要我的命。你是不是自己不想活,也不要别人活。”我还听见儿子对别人说:“今天进医院缴的两千块钱还是换掉我女人那个金戒指才凑够的。”
    又说:“要不是生活这样高,他也不会病到这样;起先他图省钱,不肯医,后来也是想省钱,没有找好医生……”又一次说:“今天两针就花了一千六百块钱。我实在花不起。”过两天父亲不行了。还逼着儿子向一个朋友买墓地,说:“李三爷那块地我看中了的。你设法给我筹点钱吧。我累了你这几年,这是最后的一回了。”他催促儿子马上跑出去找人办交涉。等到儿子回来,就只看到“白白的一张空床板”。父亲给儿子留下一笔还不清的债,古怪的封建家庭的关系拖着这个小公务员走向死亡。虽然无名无姓,在这里我写的却是真人真事,我什么也没有增加。在这小人小事上面不是看得出来旧社会一天天走向毁灭吗?更奇怪的是,这个吃素的老人偏偏生杨梅疮,真是很大的讽刺。
    我不再谈病人了,上面三个人只是作为例子提到的。我还想谈谈那个年轻的女医生杨木华。她并不是真人,真实的只有她的外形。在这本小说里只有她才是我的创作。我在小说里增加一个她,唯一的原因是,我作为一个病人非常希望有这样一位医生,我编造的是我自己的愿望,也是一般病人的愿望。在病房里我见到各种各样的医生,虽然像杨木华那样的医生我还没有遇见,但她的出现并不是不可能的。她并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她不过是这样一位年轻医生:她不把病人看作机器或者模型,她知道他们都是有灵魂,有感情的人。我在三等病房里住了十几天,我朝夕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位医生在病房里出现。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也曾这样想过:通过小说,医生们会知道病人的愿望和要求吧。
    所以我写了“在这种痛苦、悲惨的生活中闪烁着的一线亮光。
    那就是一个善良的,热情的年轻女医生,她随时在努力帮助别人减轻痛苦,鼓舞别人的生活的勇气,要别人‘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人有用些。’……”但是像这样一位医生在当时那个社会,当时那个医院里,怎么能长久地生活下去,工作下去呢?所以我给她安排了一个在金城江大爆炸中死亡的结局:“一个姓杨的女大夫非常勇敢而且热心地帮忙着抢救受难的人……她自己也死在连续三小时的大爆炸中。”后来我编佣文集》,一九六○年底在成都校改这部小说,我自己也受不了那个悲惨的结局,我终于在《小引》里增加了一小段,暗示杨大夫到了四川改名“再生”,额上还留着一块小伤疤。她活着,我也感到心安了。
    然而我还应当说一句公道话:病室里的医生除了那个给朱云标治病的外科大夫外,一般都能用平等的眼光对待病人。
    小说写完了,出版了,解放后还出现了日文译本。但老实说,好评似乎不多,有位朋友还说:“第几床、第几床叫来叫去,把人脑子也搞糊涂了。”也有人批评小说有什么“人性论”、“人道主义”。我无法替自己开脱。我的小说里,我的思想里都不免有这样的东西,何况是那个时候的作品。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小说受到了更严厉的批判,给戴上了毒草的帽子,这是无足怪的。我接受批判时,心安理得。我看出来我的确和“四人帮”那一套“对着干”。我希望医生把病人当朋友,“四人帮”之流却把病人当敌人,在医院里实行“群众专政”。在一段长时间里,好几年吧,我没有去医院看病,因为我不愿意先到群众专政组去登记,不愿意让别人在我的医疗卡或病历卡上加批“反动学术权威”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友人王西彦纪念魏金枝的文章里有这样的话:“当病人被送到医院急诊室时,医生看到是个气喘嘘嘘的老人,原来态度是很积极的,可是等到机关去了人以后,大概知道病人是个靠边的,医院里的态度就变了。”这是一九七二年年底的事,就在这之前四个月,萧珊患肠癌在上海某医院“动手术”,她一个人住院治病,却需要动员全家的人轮流看护、照顾,晚上也得有人通宵值班。萧珊病情恶化,我们要求医院代请一位较有经验的护理人员,医院也毫无办法。看来一个人生重病就可能拖垮一家。对“四人帮”之类搞的那种让病人(或及其家属)自力更生的办法,即使在当时我也想不通。我守在萧珊的病榻旁边,等待她需要我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几次想起了一九四四年在贵阳医院里的一段经历。难道我是在做梦?难道我没有写过一本叫做《第四病室》的小说?难道我写的真实是假话?难道我现在不是我自己?当时我一个人睡在病床上甚至在开刀后不能动弹的时刻,没有家属照顾,也不要我自力更生,我居然活下来了。
    今天是萧珊逝世后六年零八个月,想到她在上海医院中那一段经历,我仍然感到心痛。大概没有人再相信“四人帮”之类的胡说了吧。现在重读三十五年前我写的中篇小说,我还有一种和老友重见的感觉。重读它我更加热爱生活,它仍然鼓舞我前进,鼓舞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前进。即使我前面的日子已经很有限、很有限了,我还是在想:“怎样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我怀念当时第三病室的医生、护士和病友。关于《寒夜》
    我写《寒夜》和写《激流》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际一个夜晚,在重庆警报解除后一两个小时,我开始写《寒夜》。
    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过是一个贫苦的患肺结核的知识分子。我写了躲警报时候的见闻,也写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纠纷。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汪文宣进行的。我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也不曾花费时间去想怎样往下写。
    胆肺病患者悲惨死亡的结局却是很明确的。这样的结局我见得不少。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过肺玻的确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机会顺利地走上了文学道路,我也会成为汪文宣。汪文宣有过他的黄金时代,也有过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毁掉了。我写汪文宣,写《寒夜》,是替知识分子讲话,替知识分子叫屈诉苦。在当时的重庆和其他的“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处境很困难,生活十分艰苦,社会上最活跃、最吃得开的是搞囤积居奇,做黄(金)白(米)生意的人,还有卡车司机。
    当然做官的知识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权有势。做小官、没有掌握实权的只得吃平价米。
    那一段时期的确是斯文扫地。我写《寒夜》,只有一个念头: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三个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范兄。我在早期的散文里几次谈到他,他患肺结核死在武夷山,临死前还写出歌颂“生之欢乐”的散文。但是在给我的告别信里他说“咽喉剧痛,声音全部哑失……。最近几个月来我已受够了病的痛苦。”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彦兄。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地给他援助。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的声音已经哑了,但他还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后听说他只能用铃子代替语言,却仍然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凄凉地死在乡下。第三位是我一个表弟。抗战初期他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后来回到家乡,仍在邮局服务。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只知道他身体弱,不知道他有玻以后听说他结婚,又听说他患肺结核。最后有人告诉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几次要求家人让他死去,他的妻子终于满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难。我想摆脱这三张受苦人的脸,他们的故事不断地折磨我。我写了几页稿纸就让别的事情打岔,没有再写下去。是什么事情打岔?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后,日军进入贵州威胁重庆的那件大事吧。
    我在《寒夜》后记里说,朋友赵家璧从桂林撤到重庆,在金城江大火中丧失一切,想在重庆建立新的据点,向我约稿,我答应给他一部小说。我还记得,他来找我,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梯下那间很小的屋子里。他毫不气馁地讲他重建出版公司的计划,忽然外面喊起“失火”来,大家乱跑,人声嘈杂,我到了外面,看见楼上冒烟,大吃一惊。
    萧珊当时在成都(她比我先到重庆,我这年七月从贵阳去看她,准备不久就回桂林,可是刚住下来,就听到各种谣言,接着开始了“湘桂大撤退”,我没有能再去桂林),我便提着一口小箱子跑到门外人行道上。这是我唯一的行李,里面几件衣服,一部朋友的译稿,我自己的一些残稿,可能有《寒夜》的前两页。倘使火真的烧了起来,整座大楼一定会变成瓦砾堆,我的狼狈是可想而知的,《寒夜》在中断之后也不会再写下去了,因为汪文宣一家住在这座大楼里,就是起火的屋子,我讲的故事就围绕着这座楼、就在这几条街上进行,从一九四四年暮秋初冬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天的寒夜。
    幸而火并未成灾就给扑灭了,我的生活也不曾发生大的变化。萧珊从成都回来,我们在楼梯下的小屋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又搬到沙坪坝借住在朋友吴朗西的家中。家璧的图书公司办起来了。我没有失信,小说交卷了,是这年(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沙坪坝写成的,但它不是《寒夜》,我把《寒夜》的手稿放在一边,另外写了一本《第四病室》,写我前一年在贵阳中央医院第三病室里的经历。在重庆排印书稿比较困难,我的小说排竣打好纸型,不久,日本政府就宣布投降了。
    八年抗战,胜利结束。在重庆起初是万众欢腾,然后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似乎毫无准备,人民也没有准备。从外省来的人多数都想奔回家乡,却找不到交通工具,在各处寻找门路。土纸书没有人要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显得更冷清,家璧的图书公司当然也是这样。小说没有在重庆印出,家璧把纸型带到上海。我还留在重庆时,有熟人搭飞机去上海,动身的前夕,到民国路来看我,我顺便把包封好的《第四病室》的手稿托他带去。后来朋友李健吾和郑振铎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月刊,知道我写了这本小说,就拿去在刊物上连载。小说刚刚刊出了第一部分,赵家璧回到上海,准备出版全书。他和振铎、健吾两位都相熟,既然全书就要刊行,刊物不便继续连载,小说只发表了一次,为这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文艺复兴》的读者(事情的经过我后来才知道)。因此决定把下一部小说交给这个刊物。
    下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寒夜》,我在一九四四年写了几张稿纸,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在那间楼梯下的屋子里接下去又写了二三十页。在重庆我并没有家。这中间萧珊去成都两次:第一次我们结婚后她到我老家去看看亲人,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开始写《寒夜》;第二次在日本政府投降的消息传出不久,一位中国旅行社的朋友帮忙买到一张飞机票让她匆匆地再去成都,为了在老家生孩子有人照料,但是后来因为别的事情(有人说可以弄到长江船上两个铺位,我梦想我们一起回上海,就把她叫回来了。我和她同到船上去看了铺位,那样小的地方我们躺下去都没有办法,只好将铺位让给别的朋友),她还是回到重庆。我的女儿就是在重庆宽仁医院出世的。我续写《寒夜》是在萧珊第二次去成都的时候,那些日子书印不出来,书没有人要,出版社里无事可做,有时我也为交通工具奔走,空下来便关在小房间里写文章,或者翻译王尔德的童话。
    我写《寒夜》,可以说我在作品中生活,汪文宣仿佛就是与我们住在同样的大楼,走过同样的街道,听着同样的市声,接触同样的人物。银行、咖啡店、电影院、书店……我都熟悉。我每天总要在民国路一带来来去去走好几遍,边走边思索,我在回想八年中间的生活,然后又想起最近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我感到了幻灭,我感到了寂寞。回到小屋里我像若干年前写《灭亡》那样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汪文宣就这样在我的小说中活下去,他的妻子曾树生也出来了,他的母亲也出现了。我最初在曾树生的身上看见一位朋友太太的影子,后来我写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萧珊。所以我并不认为她不是好人,我去年写第四篇《回忆》时还说:“我同情她和同情她的丈夫一样。”
    我写《寒夜》也和写《灭亡》一样,时写时辏事情多了,我就把小说放在一边。朗西有一个亲戚在上海办了一份《环球》画报,已经出了两三期,朗西回到上海便替画报组稿,要我为它写连载小说,我把现成的那一叠原稿交了给他。小说在画报上刊出了两次,画报就停刊了,我也没有再写下去。
    直到这年六月我第二次回上海见到健吾,他提起我的小说,我把已写好的八章重读一遍,过几天给他送了去。《寒夜》这样就在八月份的《文艺复兴》二卷一期开始连载了。
    《寒夜》在《文艺复兴》上一共刊出了六期,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二卷六期刊载完毕。我住在霞飞坊(淮海坊),刊物的助理编辑阿湛每个月到我家来取稿一次。最后的《尾声》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成。一月份的刊物说是一月一日出版,其实脱期是经常的事。我并没有同时写别的作品,但是我在翻译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我还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义务总编辑兼校对,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被当作资本家批斗过一次,就像我因为写过《家》给当作地主批斗过那样。我感到抱歉的是我的校对工作做得特别草率,在我看过校样的那些书中,人们发现不少的错字。
    《寒夜》写一九四四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一个重庆小职员的生活。那一段时期我在重庆,而且就生活在故事发生和发展的那个地区。后来我在上海续写小说,一拿起笔我也会进入《寒夜》里的世界,我生活在回忆里,仿佛在挖自己的心。我写小说是在战斗。我曾经想对我大哥和三哥有所帮助,可是大哥因破产后无法还债服毒自杀;三哥在上海患病无钱住院治疗,等到我四五年十一月赶回上海设法送他进医院,他已经垂危,分别五年后相处不到三个星期。他也患肺病,不过他大概死于身心衰竭,不像汪文宣死得那样痛苦。但是他在日军侵占“孤岛”后那几年集中营似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没有能帮助他离开上海,我感到内疚。我们在成都老家时他的性格比我的坚强、乐观,后来离开四川,他念书比我有成绩。但是生活亏待了他,把他的锐气和豪气磨得干干净净。他去世时只有四十岁,是一个中学英文教员,不曾结过婚,也没有女朋友,只有不少的学生,还留下几本译稿。我葬了他又赶回重庆去,因为萧珊在那里等着孩子出世。
    回到重庆我又度过多少的寒夜。摇晃的电石灯,凄凉的人影,街头的小摊,人们的诉苦……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多么鲜明。小说《尾声》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根据我当时的一篇散文改写的。小说的主要部分,小说的六分之五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写成的。我的确有这样一种感觉:我钻进了小说里面生活下去,死去的亲人交替地来找我,我和他们混合在一起。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对我并不是陌生的,这里有我那几位亲友,也有我自己。汪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桥牌,就是在我同萧珊之间发生过的事情。写《寒夜》的时候我经常想:要不是我过去写了那一大堆小说,那么从桂林逃出来,到书店做个校对,万一原来患过的肺病复发,我一定会落到汪文宣的下常我还有一个朋友散文作家缪崇群,他出版过几个集子,长期患着肺病,那时期在官方书店正中书局工作,住在北碚,一九四五年一月病死在医院里,据说他生病躺在宿舍里连一口水也喝不到,在医院断气时也无人在常他也是一个汪文宣。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生活这样苦,环境这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
    这些年我常说,《寒夜》是一本悲观、绝望的小说。小说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最后的一句是“夜的确太冷了”。后来出版单行本,我便在后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温暖”。意义并未改变。其实说悲观绝望只是一个方面。我当时的想法自己并未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我虽然为我那种“忧郁感伤的调子”受够批评,自己也主动作过检讨,但是我发表《寒夜》明明是在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我指出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彻底溃烂,不能再继续下去。旧的灭亡,新的诞生;黑暗过去,黎明到来。奇怪的是只有在小说日文译本的书带上才有人指出这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有一位西德女学生在研究我这本作品准备写论文,写信来问我:“从今天的立场来看你会不会把几个主角描写修改(比方汪文宣的性格不那么懦弱的,树生不那么严肃的,母亲不那么落后的)?”(原文)我想回答她:“我不打算修改。”过去我已经改了两次,就是在一九四七年排佣寒夜》单行本的时候和一九六○年编佣文集》最后两卷的时候。我本来想把《寒夜》和《憩园》、《第四病室》放在一起编成一集,但是在出版社担任编辑的朋友认为这样做,篇幅过多,不便装订,我才决定多编一册,将《寒夜》抽出,同正在写作中的《谈自己的创作》编在一起。因此第十四卷出版最迟,到一九六二年八月才印出来,印数不过几千册。那个时候文艺界的斗争很尖锐,又很复杂,我常常感觉到“拔白旗”的大棒一直在我背后高高举着,我不能说我不害怕,我有时也很小心,但是一旦动了感情,健忘病又会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就是这样“出笼”的。
    我为这篇发言在十年浩劫中吃够了苦头,自己也作过多次的检查。现在回想那篇发言的内容,不过是讲了一些寻常的话,不会比我在十四卷《文集》中所讲的超过多少。我在一九六○年写的《文集》第十三卷的《后记》中谈到《憩园》和《第四病室》(也附带谈到《寒夜》)时,就用了自我批评的调子。我甚至说:“有人批评我‘同情主人公,怜悯他们,为他们愤怒,可是并没有给这些受生活压迫走进了可怕的绝路的人指一条出路。没有一个主人公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我没法反驳他。”
    我太小心谨慎了。为什么不能反驳呢?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法庭审判一个罪人,有人证物证,有受害者,有死尸,说明被告罪大恶极,最后判处死刑,难道这样审判并不合法,必须受害者出来把被告乱打一顿、痛骂一通或者向“青天大老爷”三呼万岁才算正确?我控诉旧社会,宣判旧制度的死刑,作为作家我有这个权利,也有责任。写《寒夜》时我就是这样想,也就是这样做的。我恨那个制度,蔑视那个制度。我只有一个坚定的思想:它一定要灭亡。有什么理由责备那些小人物不站起来“斗争”?我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十分善良,只要能活下去,他们就愿意工作。然而汪文宣在当时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下,要活下去也不能够。
    关于《寒夜》我不想再说什么,其实也不需要多说了。我去年六月在北京开会,空闲时候重读了收在《文集》十四卷中的《寒夜》。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更喜欢收在《文集》里的这个修改本。我给憋得太难受了,我要讲一句真话:它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为了迎接黎明。《回忆》第四篇是在北京的招待所里写成的,文章中我曾提到“一九六○年尾在成都学道街一座小楼上修改这小说的情景”,那时的生活我不但没有忘记,而且对我显得十分亲切。由于朋友李宗林的安排,我得到特殊的照顾,一个人安静地住在那座小楼上写文章。我在那间阳光照得到的楼房里写了好几个短篇和一本成为废品的中篇小说。在那三个月的安适生活中,我也先后校改了三本小说的校样,最后一本便是《寒夜》。
    校改《寒夜》时我的心并不平静。那是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我作为一个客人住在小楼上,不会缺少什么。但周围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例如挂在街上什么地方的“本日供应蔬菜”的牌子,我有时也看到,几次都是供应“凉粉”若干。有一天我刚刚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人拿着一个菜碗,里面盛了一块白凉粉,他对旁边一个熟人说:“就这样一点点。”
    就在供应如此紧张的时候,我的表哥病倒了。这位表哥就是我一九三二年在《家庭的环境》中提到的“香表哥”,也就是《家》的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的收信人。我学英语,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我一九二○年秋季考进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补习班以前,他给过我不少的帮助。可是后来在他困难的时期我却不能给他任何的支持。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成都,他在灌县都江堰工作,不曾见到他。一九六○年我再去成都,看望姑母,他刚刚退职回家,我们同到公园喝过茶。过了些时候我再去姑母家,表哥在生病,桌上放了满满一杯药汁。他的声音本来有点哑,这时厉害了些,他说医生讲他“肝火旺”,不要紧。后来我的侄儿告诉我,在医院遇见我表哥,怀疑表哥患肺结核,劝他住院治疗,他不愿意,而且住院也有困难。以后听说表哥住到城外他儿子的宿舍里去了,我让我一个侄女去看过他。病象越来越显着,又得不到营养品,他儿子设法买一点罐头,说是他想吃面,我叫侄女骑车送些挂面去。没有交通工具,我说要去看他,却又怕麻烦,一天推一天。听说他很痛苦,声音全哑了,和汪文宣病得一样,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快就闭上了眼睛。有一天我一个堂兄弟来告诉我,表哥死了,已经火化了。没有葬仪,没有追悼会,那个时候人们只能够这样简单地告别死者。可是我永远失去了同表哥见面的机会。只有在知道他的遗体火化之后,我才感觉到有许多话要对他说。说什么呢?对大哥和香表哥,我有多少的感激和歉意埃没有他们,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能够像今天这样地活下去吗?
    堂兄弟还对我说,他去看过姑母,姑母很气愤,她感到不公平。她一生吃够了苦,过了八十岁,还看见儿子这样悲惨地死去,她想不通。堂兄弟还说,表哥的退职费只花去一小部分,火葬也花不了什么钱。表哥死后我没有敢去看姑母,我想不出安慰她的话。我不敢面对现实,只好逃避。不多久我因为别的任务赶回上海,动身前也没有去姑母家,不到半年我就得到她老人家逝世的噩耗。在成都没有同她母子告别,我总觉得欠了一笔偿不清的感情的债。我每次翻读《寒夜》的最后一章,母亲陪伴儿子的凄凉情景像无数根手指甲用力地搔痛我的心。我仿佛听见了儿子断气前的无声哀叫:“让我死吧,我受不了这种痛苦。”我说,不管想得通想不通,知识分子长时期的悲剧必须终止了。
    我先把《寒夜》的校样寄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然后搭火车回上海,李宗林送我上车。这次回成都得到他的帮助不少,以后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经常同他见面。
    他曾在新疆盛世才监狱中受尽苦刑,身上还留着伤痕和后遗症。一九六四年尾在北京人大会堂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神情沮丧、步履艰难,我无法同他多谈。当时康生、江青之流十分活跃,好些人受到了批判,我估计他也会遇到麻烦,但绝对没有想到过不了几年他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尽侮辱给迫害致死。两年前我得到通知在成都开追悼会为他平反雪冤。我打电话托人代我献了一个花圈,这就是我对一个敬爱的友人所能表示的一点心意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绝不相信神和鬼。但是在结束这篇《回忆》时,我真希望有神,有鬼。祝愿宗林同志的灵魂得到安宁。也祝愿我姑母和表哥的灵魂得到安宁。
    《创作回忆录》到这里结束。我写这十一篇《回忆》。并没有“扬名后世”的意思,发表它们也无非回答读者的问题,给研究我的作品或者准备批判它们的人提供一点材料。但我究竟是个活人,我有种种新的活动,要我停止活动整天回忆过去或者让别人来“抢救材料”,很难办到。别的人恐怕也是这样。但搜集资料却也是重要的事。我们过去太轻视这一类的工作,甚至经常毁弃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有关我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资料化成灰烬。我听说日本东京有一所“近代文学馆”,是作家们自己办起来的。我多么羡慕日本的作家。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我的哥哥李尧林
    ……我去法国,我跟三哥越离越远,来往信件也就越少。
    我来到巴黎接触各种新的事物,他在国内也变换了新的环境。
    他到了北京转学燕京大学。我也移居沙多—吉里小城过隐居似的学习和写作的生活。家中发生困难,不能汇款接济,我便靠译书换取稿费度日,在沙多—吉里拉·封丹中学寄宿,收费很少。有一个住在旧金山的华侨工人钟时偶尔也寄钱帮助,我一九二八年回国的路费就是他汇给我的。
    我回国后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况比我想象的差得多。他不单是一个“苦学生”,除了念书他还做别的工作,或者住在同学家中当同学弟弟的家庭教师,领一点薪金来缴纳学费和维持生活。他从来没有向人诉苦,也不悲观,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他把希望放在未来上面。
    一九二九年大哥同几个亲戚来上海小住,我曾用大哥和我的名义约三哥到上海一晤。他没有来,因为他在暑假期间要给同学的弟弟补习功课。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去信中并不曾替他解决,本来我应当向大哥提出给他汇寄路费的事。
    总之,他错过了同大哥见面的机会。一九三○年他终于在燕京大学毕了业,考进了南开中学作英语老师。他在燕京大学学习了两个科目:英语和英语教学,因此教英语他很有兴趣。
    他借了债,做了两套西装,准备“走马上任”。
    作为教师,他做出了成绩,他努力工作,跟同学们交了朋友。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平坦,我也为他高兴。但是不到一年意外的灾祸来了,大哥因破产自杀,留下一个破碎的家。我和三哥都收到从成都发来的电报。他主动地表示既然大哥留下的担子需要人来挑,就让他来挑吧。他答应按月寄款回家,从来不曾失过信,一直到抗战爆发的时候。去年我的侄儿还回忆起成都家中人每月收到汇款的情况。
    一九三三年春天三哥从天津来看我,我拉他同去游了西湖,然后又送他到南京,像他在六年前送我北上那样,我也在浦口站看他登上北去的列车。我们在一起没有心思痛快地玩,但是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交换意见。我的小说《激流》早已在上海《时报》上刊完,他也知道我对“家”的看法。我说,我不愿意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却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担子,我当时也想象得到他承担了多大的牺牲。后来我去天津看他,在他的学校里小住三次。一九三四年我住在北平文学季刊社,他也来看过我。同他接触较多,了解也较深,我才知道我过去所想象的实在很浅。他不单是承担了大的牺牲,应当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对他说来是相当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么困难。他毫不后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
    他甘心做一个穷教员,安分守己,认真工作。看电影是他唯一的娱乐;青年学生是他的忠实朋友,他为他们花费了不少的精力。
    他年轻时候的勇气和锐气完全消失了。他是那么善良,那么纯真。他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我知道有一些女性向他暗示过爱情,他总是认为自己穷,没有条件组织美满的小家庭,不能使对方幸福。三十年代我们在北平见面,他从天津来参加一位同学妹妹的婚礼。这位女士我也见过,是一个健美的女性,三哥同她一家熟,特别是同她和她的哥哥。她的父母给她找了对象,订了婚,却不如意,她很痛苦,经过兄妹努力奋斗(三哥也在旁边鼓励他们),婚约终于解除。三哥很有机会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知道姑娘父母不会同意婚约,看不上他这样一个穷女婿。总之,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姑娘后来另外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男人订了婚。至于三哥,他可能带着苦笑地想,我早已放弃一切了。我可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埃他去“贺喜”之前,那天在文学季刊社同我闲聊了两三个小时,他谈得不多,送他出门,我心里难过。我望着他的背影,虽然西服整洁,但他显得多么孤寂,多么衰老。
    一九三九年我从桂林回上海,准备住一个时期,写完长篇小说《秋》。我约三哥来上海同住,他起初还在考虑,后来忽然离开泡在大水中的天津到上海来了。事前他不曾来过一封信。我还记得中秋节那天下午听见他在窗下唤我,我伸出头去,看见一张黑瘦的面孔,我几乎不相信会是他。
    他就这样在上海住下来。我们同住在霞飞坊(淮海坊)朋友的家里,我住三楼,他住在三楼亭子间。我已经开始了《秋》,他是第一个读者,我每写成一章就让他先看并给我提意见。不久他动手翻译俄国冈查罗夫的小说《悬崖》,也常常问我对译文的看法。他翻译《悬崖》所根据的英、法文译本都是我拿给他的。他不知道英译本也是节译本,而且删节很多。这说明我读书不多,又常是一知半解,我一向反对任意删改别人的着作,却推存了一本不完全的小说,浪费他的时间。虽然节译本《悬崖》还是值得一读,他的译文也并不错,但想起这件事,我总感到内疚。
    第二年(一九四○年)七月《秋》出版后我动身去昆明,让他留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几本西方文学名着。我同他一块儿在上海过了十个月,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在南京的日子,我还没有结婚,萧珊在昆明念书,他仍是孤零零一个人。一个星期里我们总要一起去三四次电影院,也从不放过工部局乐队星期日的演奏会。我们也喜欢同逛旧书店。我同他谈得很多,可是很少接触到他的内心深处。他似乎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很少大声言笑,但是对孩子们、对年轻的学生还是十分友好,对翻译工作还是非常认真。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现在回想往事,我不能不责备自己关心他实在不够。他究竟有什么心事,连他有些什么朋友,我完全不知道。离开上海时我把他托给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朋友散文作家陆蠡,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们两位在浦江岸上望着直航海防的轮船不住地挥手。他们的微笑把我一直送到海防,还送到昆明。
    这以后我见到更多的人,接触到更多的事,但寄上海的信始终未断。这些信一封也没有能留下来,我无法在这里讲一讲三哥在上海的情况。不到一年半,我第二次到桂林,刚在那里定居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消息一下子完全断绝了。
    日本军人占领了上海的“租界”,到处捉人,文化人处境十分危险。我四处打听,得不到一点真实的消息。谣言很多,令人不安。听说陆蠡给捉进了日本宪兵队,也不知是真是假。
    过了一个较长的时期,我意外地收到三哥一封信,信很短,只是报告平安,但从字里行间也看得出日军铁蹄下文化人的生活。这封信在路上走了相当久,终于到了我眼前。我等待着第二封信,但不久我便离开了桂林,以后也没有能回去。
    我和萧珊在贵阳旅行结婚,同住在重庆。在重庆我们迎接到“胜利”。我打电报到上海,三哥回电说他大病初愈,陆蠡下落不明,要我马上去沪。我各处奔走,找不到交通工具,过了两个多月才赶回上海,可是他在两天之前又病倒了。我搭一张帆布床睡在他旁边。据说他病不重,只是体力差,需要休养。
    我相信这些话。何况我们住在朋友家,朋友是一位业余医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这一次我又太大意了。他起初不肯进医院,我也就没有坚持送他去,后来还是听他说:“我觉得体力不行了”,“还是早点进医院吧”,我才找一位朋友帮忙让他住进了医院。没有想到留给他的就只有七天的时间。事后我常常想:要是我回到上海第二天就送他进医院,他的病是不是还有转机,他是不是还可以多活若干年?我后悔,我责备自己,已经来不及了。
    七天中间他似乎没有痛苦,对探病的朋友们他总是说“蛮好”。但谁也看得出他的体力在逐渐衰竭。我和朋友们安排轮流守夜陪伴病人。我陪过他一个晚上,那是在他逝世前两夜,我在他的床前校改小说《火》的校样。他忽然张开眼睛叹口气说:“没有时间了,讲不完了。”我问他讲什么。他说:“我有很多话。”又说:“你听我说,我只对你说。”我知道他在讲胡话,有点害怕,便安慰他,劝他好好睡觉,有话明天说。他又叹口气说了一句:“来不及了。”好像不认识我似的,他看了我两眼,于是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离开病床时,他要说什么话,却没有说出来,只说了一个“好”字。这就是我们弟兄最后一次的见面。
    下一天我刚起床就得到从医院来的电话,值夜班的朋友说:“三哥完了。”
    我赶到医院,揭开面纱,看死者的面容。他是那么黄瘦,两颊深陷,眼睛紧闭,嘴微微张开,好像有什么话,来不及说出来。我轻轻地唤一声“三哥”,我没有流一滴眼泪,却觉得有许多根针在刺我的心。我为什么不让他把心里话全讲出来呢?
    下午两点他的遗体在上海殡仪馆中入殓。晚上我一个人睡在霞飞坊五十九号的三层楼上,仿佛他仍然睡在旁边,拉着我要说尽心里的话。他说谈两个星期就可以谈完,我却劝他好好休息不要讲话。是我封了他的嘴,让他把一切带进了永恒。我抱怨自己怎么想不到他像一支残烛,烛油流尽烛光灭,我没有安排一个机会同他讲话,而他确实等待着这样的机会。因此他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嘱。只是对朋友太太讲过要把“金钥匙”送给我。我知道“金钥匙”是他在燕京大学毕业时因为成绩优良而颁发给他的。他一生清贫,用他有限的收入养过“老家”,帮助过别人,这刻着他的名字的小小的“金钥匙”是他唯一珍贵的纪念品,再没有比它更可贵的了。
    它使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些年勤苦、清贫的生活,它使我今天还接触到那颗发热、发光的善良的心。
    九天以后我们把他安葬在虹桥公墓,让他的遗体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里得到安息。他生前曾在智仁勇女子中学兼课,五个女生在他墓前种了两株柏树。
    他翻译的《悬崖》和别的书出版了,我们用稿费为他两次修了墓,请钱君匋同志写了碑文。墓上用大理石刻了一本摊开的书,书中有字:“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它们是我从他的译文中选出来的。我相信,他这个只想别人、不想自己的四十三岁的穷教师在这里总可以得到永久的安息了。第二次修墓时,我们在墓前添置了一个石头花瓶,每年清明和他的忌日我们一家人都要带来鲜花插在瓶内。有时我们发现瓶中已经插满鲜花,别人在我们之前来扫过墓,一连几年都是这样。有一次有人远远地看见一位年纪不大的妇女的背影,也不曾看清楚。后来花瓶给人偷走了。我打算第三次为他修墓,仍然用他自己的稿费,我总想把他的“真正的家”装饰得更美好些。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
    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靠了边,成了斗争的对象。严寒的冬天在“牛棚”里我听人说虹桥公墓给砸毁了,石头搬光,尸骨遍地。我一身冷汗,只希望这是谣言,当时我连打听消息的时间和权利都没有。
    后来我终于离开了“牛棚”。我要去给三哥扫墓,才发现连虹桥公墓也不存在了。那么我到哪里去找他的“真正的家”?我到哪里去找这个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好教师的遗骨呢?得不到回答,我将不停地追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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